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农村人口纷纷流向城市,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同时,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社会化问题逐渐凸显,并引发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虽然目前学术界从不同学科及角度对流动儿童有着比较翔实的研究,但针对流动儿童研究大多是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对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研究相对薄弱,本论文的实证研究为该领域提供相对科学的研究依据,并有助于相关理论的丰富。论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为调查城市,以柳州市XZ农民工子弟小学为研究个案,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会化等相关理论,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问卷等多种调查方法,随机抽取了三年级至六年级的170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考察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并收集了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料,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包括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双变量交互分析统计等,着重以性别、年龄、民族类别、流出地域等为自变量,对教育与学习、家庭生活、身体健康以及人际交往四个层面的社会化变量进行统计相关分析,从而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健康的社会化提供实证依据。研究发现：第一,在教育与学习方面,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家庭缺少经济资本,并与民族类别和地域类别显著相关,父母缺少文化资本,学校缺乏资金、师资等社会资本；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对学习有着较浓的兴趣,学习过程的低稳定性和低连续性显著相关,并与家庭月收入负相关。第二,在家庭生活方面,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家庭成员缺少交往与互动,家庭生活内容匮乏,父母教养方式落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对家庭管教缺少认同,对父母有很高的感情依赖,8岁和12岁是儿童家庭生活社会化的两个分界点。第三,在身心健康方面,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参与锻炼与民族类别显著相关,总体缺乏体育锻炼,锻炼活动时间随年龄增长呈下降幅度；理想内容与年龄相关,理想动机出现现实性和世俗化。第四,在人际交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总体交往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较欠缺,对人际关系评价较负面,分别与民族类别和流动地域显著相关；交友广度与性别和民族类别显著相关,女性儿童的好友广度大于男性儿童。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等是儿童社会化的主体,文章根据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教育与学习、家庭生活、身心健康以及人际交往四个方面社会化的具体特点,分析和探讨了物质经济水平比较低、父母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教育观念比较传统、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低层次化、多子女的家庭构成等家庭影响因素；学校设备简陋、师资条件差、学习过程不稳定和低连续性等学校影响因素；同辈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不良的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政策和制度性的障碍、流入地接纳力度的不足、民族民俗文化的差异等其他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基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等社会化主体特点,建议建立学习型家庭教育、进行家庭职业培训和城市教育；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工作方式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倡导健康的大众传播媒介；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城乡差别对待,开办“民族学校”,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等积极国家措施,从不同视角和层面,采取多种措施化解或缓解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社会化的不利因素,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正常社会化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