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探讨嵇康音乐思想的真正内涵，追溯嵇康音乐思想后面的文化因素，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嵇康音乐思想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天籁”思想，后来《淮南子》中“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的思想已经露出了声无哀乐的端倪。魏晋玄学是嵇康音乐思想产生的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他在王弼等“名教出于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这种思想表现在音乐上，越名教就是摆脱儒家伦理对音乐的束缚，任自然就是音乐是合于自然的，人心也是合于自然的，音乐欣赏的过程就是音乐和人心以最本然的状态相合的过程，也就是音乐和人心都回归自然的过程。在本体论上他吸收了正始玄学家体用、本末的哲学思维方式，认为音乐的本质是“自然之和”，把“和”作为音乐的本体，因此这里的“和”除了音乐形式的和谐之外，还有道家的“道”和玄学家的“无”的含义。嵇康非常注重养生，音乐是他养生的重要手段，道家清心寡欲、节情养生的思想是嵇康心声关系产生的原因之一；声无哀乐的音乐观还是嵇康对何晏王弼等人圣人有情无情论问题的回答。直接促使嵇康写作《声无哀乐论》的原因是魏明帝青龙年间的音乐社会作用的讨论，嵇康反对用音乐传达儒家伦理等级观念的方式对人民进行教化，认为纯洁民风的方法是使人回归自然；认为政治稳定，人心自然和谐，是社会治乱决定人心，而不是音乐能够移风易俗。他把“大朴未亏”的原始社会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认为音乐不是教化的手段，而是使人心返归自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