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的中国,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新的秩序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传统的权威崩溃,新的权威,无论是思想权威还是政治权威,都是处在一种混沌状态。这种破碎化的思想状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给各种学说、思想都提供了展示的机会。传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儒家思想独大的思想格局,由于对付不了外来民族强力的文明入侵,而遭到知识精英的猛烈批判逐渐被边缘化,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格局重新洗牌,各种舶来的西方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传统中处于文化结构边缘地带的侠文化、墨学也一反常态地被人们放到了关注的显赫位置。改造、改良甚至革命成为思想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超稳定结构”遭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在鲶鱼效应中持续地发酵,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中国近代社会也相应地处于一种动荡变化的曲线所构成的秩序状态中,“变”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青年是这些学说和主义争夺的重点目标群。为了追求上进,很多进步青年也自主组建了许多学术性的社团组织,当时比较著名的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学生社等。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上述诱发因素外,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近代影响渐趋衰弱是又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文明的传播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缺陷,但是,它给近代知识精英所造成的好印象,在工业文明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中被严重地打了折扣。他们中的很多人认识到,西方文明也不是一剂救世良方,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世界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成为了时代主题。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岳麓山下、湘江之畔的一群湖南青年身上,新民学会正是他们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学术社团性质的组织,追求中国与世界的改造是他们道德理想主义的内生性因素。他们曾经一度被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所捕获,被单纯高尚的理想主义所感召,致力于寻找新世界与新生活,追求个人的进步和整个人类的进步。为此,他们从古今中外的书本中,从精神导师们的教导中,更是从躬身亲为的新生活试验中去寻找、构建心目中的理想国。然而,这些带有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试验被现实无情地一一击碎。他们没有沉沦于消极,而是根据实际,认真反思自己从各种渠道得到的认识,及时做出了调整,继续上下求索,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心中的“大本大源”。正当他们迷茫彷徨时,俄国十月革命像刺破无边黑暗的一道闪电,把他们带出了洞穴。虽然这道闪电最终是在本土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照亮他们的行进路标的,同时又以民众社会运动的形式把他们带出思想迷茫状态的。如果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实给毛泽东、蔡和森这些青年提供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内生动力,那么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则是从外部给黑暗中摸索的他们指引航向、带来光明的灯塔。他们逐渐从“呼声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的道德主义倾向转变到十月革命的思路上来,这个转变过程是渐变中的突变,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呈现出“Z”字型的复杂发展轨迹。这是个充斥着模糊、过渡和泛信仰化等认知形态的阶段,也是一个责任、信心和信仰接受考验的阶段。浪漫色彩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落实起来,必须要面对冷冰冰的、残酷的政治现实,当毛泽东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观目标解构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而小有收获的时候,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只是意味着一条更艰险革命之旅的开端而已,这条道路后来的艰辛和艰险程度远远超过了十月革命。理论上发展的艰险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它没有讲到中国的湖南,因而不是拿来就可以直接比葫芦画瓢运用的,重要的是要领会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做的时候就不能忘记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乡土社会的中国特点,这种国情不仅体现在儒家、墨家等思想传统中,而且这种结构也涵盖了近代中国的残酷现实。那么,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视野必然会聚焦在为了生活所迫不能照旧活下去的中国底层民众身上。惟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这颗真理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和结果。更为复杂的是,作为一种主要诞生于欧洲的学说,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变量,嵌入中国近代变动的社会结构中,它必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内生性因素,以及早一步嵌入其中或者附在传统身上的西学形成一种张力的关系。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这种张力结构中诸因素的此消彼长。如何处理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三者间的关系,必然成为困扰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的问题,新民学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遇到了这一难题。毛泽东等人意识到了中学与西学都有不足之处,因而都需要改造。毛泽东的这种思路在新民学会中得到认同与贯彻,这种开放的学习观摈弃了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拒绝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混合理论结构中的紧张关系,为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做了必要过渡,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一定的思想铺垫。作为从道德理想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发展个案,新民学会会员向我们展示出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规律雏形：一种连续性原则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和之后这段时间内所扮演的角色。但这种原则不是被抽象地提取出来依然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是镶嵌在理论与历史互动、结合过程中起作用的。这个结合过程最典型的话语莫过于毛泽东“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这句著名的话了,正是根据变动着的实际情况,经过对认识的不断调整,他们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正确的解释,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终生信仰。若干年后,这句话所抽象出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新民学会的发展轨迹昭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的成长路径在于,不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参悟文本、突破本文,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使用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提供的文本参照。因为没有这种本文的参照,就无法与实践形成历史的互动,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生成。就上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具体应用的历史进程来讲,这种规律并非是新民学会狭隘的地域性经验,而是一般性结论,具有模式的性质和可复制的价值。但新民学会在中国近代进步社团中脱颖而出,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必然有一些优秀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把它与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表现欠佳的有些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区别开来。这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要归因于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学会发起者的独特个人意志力,这就要更进一步考察围绕他们学习与成长的微观学术与政治环境,诸如湖南一师与杨昌济等一批“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精神导师对他们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所施加的深刻影响。就这些因素来讲,新民学会的道路属于不可复制的特殊个案。新民学会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它的创建人就立意高远：社团的结合不单单是感情的结合,更是主义与信仰的结合,从追求个人和团体进步逐渐升华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并且,他们把改造的着力点放在团体基础上,这就蕴含了联合起来的力量大于原子化的个人力量的前提预设,这种思路在市民运动、民众的大联合和工人罢工运动、学生罢课运动和农民运动中一次次地得到证实与强化,给毛泽东后来群众路线思想的酝酿成熟提供了充足的本土证据,也为外国人蔑视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提供了可行性实证材料。因此,他有十足的理由说服自己和战友们笃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而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构建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核心价值观。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逻辑,清楚显示了这样一种事实：新民学会会员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道路之前,曾经信仰过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曾经做了多种非暴力革命的尝试。并且,这种信仰和尝试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的、真诚的、热烈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向上精神。然而,历史无情地宣判了这种尝试失败命运的必然性。新民学会的发展道路再次回应学术界“告别革命”论以历史虚无主义解读历史的逻辑：革命不是人为制造的,它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并非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向警予他们深入底层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信息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进程不正是最好的救亡与启蒙并举的历史事实么?作为我国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注重吸收新青年,致力于新学术,投身于社会运动,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它不但在理论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欧洲新路径,扮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湖南的主要传播者角色,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囿于纯学术的方式,而是体现了一种践行的旨趣,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尝试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作了重要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湖南党组织的前身。它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乃至全国的进一步传播及中国化做了重要的、奠基性的工作。同时,它也为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提供了成长的重要社会平台,一代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领袖正是在这一团体向上的氛围、严格的规范、“力行”的实践品格和无畏的革命精神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鉴于以上分析,新民学会在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作为极具研究价值的典型个案,它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历史印记。把这一研究主题置入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参照,凸显其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一般性历史经验与特殊性历史经验。进而深入研究这一对象,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史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可以回应现实,探讨其对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彰显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意义和生命力所在。论文拟从道德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视角切入对新民学会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中的个案分析。论文正文由六章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了新民学会生长于斯的时代背景与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共分为二节。第一节主要论述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新民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客观可能性。一方面是黑暗的政治现实、国民道德状况为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改造哲学与伦理学,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时代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形成的以政治权威破碎化为特征的军阀割据局面,客观上形成了社团这种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新公共空间；并且,新的政治和文化权威的缺位,客观上给各种学说涌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对于新民学会会员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学说,在比较、甄别和论战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第二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追求进步的道德理想主义理念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设了主观条件。第二章是论文的重点,也是难点,共分为三节。主要论述了新民学会会员的中西文化观以及对中西文化资源的价值萃取,为他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必要的价值铺垫与文化缓冲。第一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萃取。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对儒家大同理想的向往；对墨家“兼爱”思想的汲取,对侠文化的扬弃和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第二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对西学东渐进程中西方思想资源的萃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法国大革命对毛泽东早期革命观的影响；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化从“科学”维度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三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劳心与劳力相结合的工读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作为“西方的反西方主义”,马克思主义脱离不开西方的文化环境和土壤。很难想象,新民学会会员在没有一点西学知识的背景下能够直接从中国本土文化180度大转弯,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建立起对它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西方文化及之前的西方文化的学习,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必要的文化过渡与思想背景铺垫。科学思潮的滥觞也使马克思主义戴上了科学的桂冠,使“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成为一种客观必然性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第三节论述蔡和森、毛泽东辩证的中西文化观,为他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中西文化并改造之,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第三章主要论述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这两个历史大事件对新民学会发展的影响。五四运动使知识阶层看到了民众觉醒的力量。可以说,这一事件与新民学会发展的转型有直接联系。本章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路径、传播内容的性质、传播内容的形态都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第二节论述五四运动对新民学会思想和行动两方面的影响,共分两节：一是在思想上,他们向着马克思主义迅速奔跑；是在行动上投身现实社会运动。正是五四运动打开了北洋军阀封锁的十月革命信息的闸门,十月革命的革命理念带着五四青年火一样的激情得以传播到全国范围,也进入了新民学会诸人的视野,引发了他们思想的剧烈骚动和走向社会实际运动的外化行为。第四章主要是论述新民学会会员由道德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的过渡阶段。从道德理想到政治现实的过渡,首先就要直面在改造中国与世界进程中敌强我弱的政治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共分为二节：第一节是从无政府主义到政治改良主义的转变：其一是从道德试验到政治实践；其二是对“强权”地位合理性认识的初露端倪；第二节是从实际出发,唤醒民众。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一是直面政治意识缺乏的现实,唤醒沉睡中的民众；二是直面敌强我弱的现实,注意斗争策略和方法。第五章“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深层逻辑”是论文最重要的部分,共分为二节,第一节是以毛泽东为个案来论述新民学会从圣贤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转换,主要从四方面来讲：一是“通变”的思维方式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溯源；二是毛泽东意识到“吃饭的问题最大”后,从道德至上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三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早期进程；四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的引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影响。第二节主要以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为例来概括新民学会会员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共同规律,主要有三条基本规律：一是从科学的“真”与道德的“善”相结合的价值认识路径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二是在与各种思想论战的思想理论斗争路径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从现实社会斗争的社会实践路径中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第六章主要论述新民学会作为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革命领袖和进步青年成长的平台所具有的主要功能、呈现的基本结构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主要分为二节。第一节论述新民学会是青年成长的社会平台,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一是新民学会的结构、功能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二是新民学会的理性分工与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新局面的开拓。第二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从学术性社团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转型。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一是从可能性维度来讲,新民学会的性质、宗旨、组织、运行机制与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原则、宗旨、党内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使其具备了向列宁式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转变的基本条件；二是从必要性维度来讲,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逻辑上必然要导致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最后是结语部分,回顾新民学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概括全文,并回应现实,指出道德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从而再次点明主题、升华主题。总之,本文的思路浓缩之后就是：第一章讲的是新民学会会员转变的历史条件；第二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文化背景；第三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外部条件；第四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实践基础；第五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第六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组织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