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33—1942年间的经典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的成功,在戏剧形式的创造及其艺术天赋的表现之外,与剧作家独特的文化观照密切相关,每一部戏剧背后都有其独特文化资源与观察视角。本文试图通过上述经典剧作的文本细读探讨曹禺阶段文化观的表现,进而分析其文化观的特点、对创作主体的建构作用以及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形塑价值。上篇通过细读经典剧作文本,阐述曹禺不同文化视角的呈现及其独特的文化观照赋予文本的活力。《雷雨》中的基督教文化观主要体现在基督教的“罪”意识和“悲悯”意识;《日出》中道家思想对“天之道”的向往及对“人之道”社会的强烈不满、基督教“光的启示”和时代政治文化(以阶级论为主)的互渗;《原野》中原始生命力文化的凸现,从原始“性力”和“反抗之力”来看曹禺对自由生命的呼唤;《北京人》中的民族文化批判与重建主要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批判和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寻根,《家》的文化观正与《北京人》相呼应。《蜕变》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和我设定的独立思考基础上汲取文化资源的框架难以一致,故从略。下篇在文本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曹禺多样文化观的形成、特点与创作主体的建构。曹禺“文化观”的成因是知识者在时代中的艰难摸索,作者通过“心灵”折射时代的困惑,并对“超越”方式进行探询,在困惑与探询的过程中自发地启用其文化积累,并用以应答时代的变化。曹禺的“文化观”以其独特的“生命哲学”为内核。从20世纪多样文化观的开放与递嬗看,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曹禺的自我形塑过程并未完成,其文化选择的犹疑导致曹禺最后失去独立思考。其间的两个因素须特别注意:一是时代文化对个人文化观的影响,一是文化选择的“主体犹疑”。曹禺多样文化观的阶段变迁给戏剧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其文化视角的选择也给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探索提供了一个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