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民数据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人信息保护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过度强调对某一方面利益的保护,也会导致其他利益特别是公共利益受损。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企业大数据利用价值的探索。企业数据具有量大、全面、即时等优势,而我国法院系统内部缺乏足够完善的当事人信息储备库,当事人也没有较为便捷的途径得到另一方当事人的准确信息,汇集企业的数据资源优势可以为提高法院司法服务效率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实践中已经有法院通过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启企业数据司法调用之先河,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企业数据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拉锯中,这项举措进退两难。企业所持有的数据,在去标志化操作前后,权利分别归属于个人和企业,而法院司法服务的特性决定了法院对企业数据进行司法调用时必须指向非匿名化的特定自然人或法人,因此企业数据司法调用的制度建构涉及法院、企业和公民三方的权益,企业数据和司法服务的有机结合具有探讨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特殊性。在法院、企业和公民的三方博弈中,法院可以适用职权主义,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民需要让渡隐私权利。目前该制度在我国的适用面临规范体系不健全、权限和程序不明确、个人数据类型化保护相对混乱等困境。同时,法院与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引起了人们对于数据安全保障风险提升、司法平等性被消解等的忧虑。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完善企业数据司法调用的相关立法,分配企业数据司法调用潜在风险的责任,监督法院和企业的数据司法调用合作,并建立对于企业的合理补偿机制等,进而推动企业数据司法调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