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农用地土壤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和人体健康损害事件频发,逐渐使人们认识到农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对人们身体健康安全的重要意义。如何提升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农用地土壤环境污染可能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毋庸置疑,农用地土壤环境污染的程度、强度和农业经营主体过度行使农用地权利、过度使用农业投入品的生产经营行为有直接关系。如何约束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如何切实保护农用地的环境公共利益,单单依赖传统命令-控制型的环境保护模式已难以实现农用地环境保护目标。这要求我们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思想,贯彻绿色发展原则,按照《“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的要求,推进涉农环境法律制度的不断创新,满足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这一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面对农用地土壤环境污染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与传统命令-控制型的管理模式不同,环境协议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通过协商双方自愿达成的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书面协议,是以行政主体为主导,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从环境协议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践来看,公私合作的协议治理模式能够调动多方主体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是对既有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规范的补足。但环境协议目前在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适用还存在一些难题,如环境协议参与主体、参与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以及激励制度等实体法上的内容未有规定;实施程序和保障机制上,现有立法规定缺失以及全国各地还未推行适用等。结合环境协议在我国节能减排领域取得良好绩效的实践经验,借鉴运用在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领域,具有客观上的必要性和现实中的可行性。日本公害防治协定和欧盟农业环境协议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为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环境协议的建立提供研究素材。总体上,本文旨在建立解决我国农用地土壤污染问题的环境协议制度,逐步完善农用地环境协议的实体性内容,如协议主体的明确及其义务、责任的确立和激励制度的建构;逐步完善协议的签订及生效、变更和解除的程序性内容;采取财政补贴、专项基金和环境税收工具以及专项培训讲座等多种手段激励多主体参与;完善环境协议实施的制度化环境;并通过尝试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实施的试点积累理论和实践经验,以此共同保障环境协议在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工作中的有效运行,增强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