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危机,而海盗活动给经济发展国家建设所带来的危害是其面临的其中一种。来自广东、浙江等省份的一些贫民们以及来自军队里的逃兵们迫于生计的压力不得不下海为盗。这些人解决生计问题的主要方式便是抢劫,辅之以绑架勒索等。他们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把自己曾经遇到的危机转嫁给了他人,从而严重威胁到了无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给政府带来了新的危机。虽然海盗活动给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威胁,但相比于内战、财政危机以及民族危机等,其所带来的危害不如前三者。不过,不同的阶段,由于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不同,海盗活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占的比重不同,因而国民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也就不同。虽然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频繁的海盗活动就已经给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等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由于当时国家尚未统一,政局依旧动荡,对国民党政权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内的分裂。所以,在1928年前,国民党政权只能将有限的精力放在维护内部团结以及消灭北洋军阀身上。因而,在对待沿海盗匪的问题上,国民党政权只是投入了有限的力量,即便如此依旧取得一定的战绩。在政府无法彻底剿除海盗铲除对民间的危害时,饱受海盗威胁的人们也采取了一定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从1929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虽然内战与外患依旧困扰着国民党政权,但较之1927年与1928年,来自这些方面的威胁有所减轻,国民政府可以投入更多的力量以应对频繁的海盗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因而对沿海盗匪的打击力度也就进一步的加大了。在这三年中,政府多次组织行动对海盗频繁活动区域及老巢展开重点清剿,部分参与打击海盗的部门也开启了协同行动的模式。为更好地预防海盗,水上警察、海军等部门加大了巡逻力度,并派遣相关人员赴民轮上护航。作为海盗活动的直接受害者,部分沿海居民、渔民及航行于海上的各船船主或航运公司采取了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沿海盗匪受到了一定的打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为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从1932年起,国民政府加强了各项建设,因而对海洋的依赖也就进一步增强。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海上隐患,国民政府加大了对海盗的预防和打击力度。有组织的联合行动是这五年的特色,在联合行动中,即便是民间的行动也不自觉地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虽然海盗活动最终未能被根除,但打击海盗的成效更加显著了。需要说明的是,除海盗活动所带来的危害外,其余的危机都可以通过国民政府自身的努力以及各方实力的消长而逐步化解。但消弭海盗活动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不过,对于定都不过十年,且要面临着诸多困难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想通过短时间的努力彻底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便如此,国民政府依旧在努力发展经济,到1936年底,随着经济发展的各项成就不断涌现,似乎一切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到了 1937年,随着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爆发,各项发展最终停滞,海盗问题也最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