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土耳其正发党上台后将提升与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执政目标,土叙在2007年签署了标志性的自由贸易协议。土耳其致力于依靠软实力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和推进国家利益,努力成为中东不可或缺的“和平斡旋者”,将土耳其和叙利亚近十年的广泛合作视为“零问题”睦邻政策的成功标志和外交典范,以及土耳其日益崛起成为中东地区性强国的身份象征。然而,两国十年之久的和解随着叙利亚危机爆发和土耳其对叙反对派的支持而迅速烟消云散,双方从合作伙伴关系急转直下为势不两立。土耳其预计巴沙尔政权将随着大规模街头政治和社会运动很快陷落,就像突尼斯和利比亚一样。为加速推翻叙政权,土耳其扶植叙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并为叙利亚自由军(FSA)提供训练、武器和后勤保障,且不加选择的支持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所有反对派,这加速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的倚重又直接导致库尔德人在土叙边境迅速坐大,土耳其的库尔德忧虑升级。此后,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超越推翻巴沙尔政府成为土耳其对叙政策的主要目标。旷日持久的叙内战导致大约275万难民涌入土耳其境内,难民危机挑战正发党政府治理能力,也将土欧关系推向风口浪尖。“倒巴”政策和库尔德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引发土俄、土美外交困局。持续六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是土耳其国内挑战和外交困局的交结点。在新奥斯曼主义思维下,正发党致力于东西平衡的大国外交和重塑中东秩序的地区抱负在叙利亚危机中交汇。土耳其的教派主义与地缘政治利益在叙利亚危机中重叠,国内恐怖主义威胁、边境安全、社会发展与境外种族宗教冲突、代理人战争和大国博弈在叙利亚联动。土耳其的内外矛盾在叙利亚集中交织,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面临着叙反对派孱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乘势坐大、“伊斯兰国”反噬、难民难题和外交困局等多重困境。究其原因,正发党不切实际地追求新奥斯曼主义和教派主义,力图以叙利亚为战略支点,重塑中东地区秩序争夺地区主导权,以及土耳其误判叙利亚危机形势演变,高估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是主要内因。域外大国与地区强国在叙利亚的复杂博弈,则是加剧土耳其对叙政策困境的外因。土耳其对叙政策走出困境,一方面取决于正发党的外交现实主义调整,另一方面也受美、俄中东博弈以及库尔德影响。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中东变局后,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动因。其内部背景为,埃尔多安、正发党权力巩固与土耳其国力增强,以及为了追求地区大国抱负与地缘政治利益,正发党外交政策设计者达武特奥卢所提出的新奥斯曼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思想的确立。其外部背景为,叙利亚危机以及域外大国与地区强国在叙利亚的复杂博弈。第二部分主要探寻土耳其对叙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倒巴”政策、库尔德政策、难民政策和反恐政策。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土耳其对叙政策的困境,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难成大器”,无区别支持倒叙力量代价高昂,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成为土耳其“心腹大患”,难民问题成为埃尔多安政府沉重负担,而且外交上与美俄的主要矛盾仍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