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德国大学以中世纪为源头,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影响,在“束缚”与“自由”的交替更迭中,开始了由“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过渡,并创办了以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进入了现代大学的萌动期。此时的德国大学萌生了新的大学观,并在教学等方面呈现出具有现代倾向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催化作用下引发了普鲁士大学改革运动。1810年,威廉·冯·洪堡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改革纳新,创办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他提出“科学五原则”和“办学三原则”,并形成意义深远的洪堡大学观。在该大学观的指导下,柏林大学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柏林大学模式”,并在文化、组织制度等方面赋予德国大学现代意义。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德国社会经历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不仅实现了国家统一,还步入了工业经济时代。作为德国社会中的重要子系统,德国大学与德国社会之间形成互动。19世纪初到30年代之前,德国社会对处于改革时期的德国大学具有一定影响。首先,德国社会对大学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其次,德国哲学的理性精神与新人文主义等社会思潮为大学改革注入活力。再次,各邦之间激烈的人才争夺在客观上推动了德国大学的改革进程和整体发展。相应地,德国现代大学的建立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德国现代大学不仅是振兴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还是促进民族统一和自由运动的中心。它的发展促进了德国社会经济和文教科技事业的繁荣,并为德国赢得了国际声誉。19世纪30年代中期至19世纪末,德国先后开展了两次工业革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德国最终确立了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文化资产阶级的扩充”和“妇女群体的崛起”等都是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重要体现。这些变化对德国现代大学产生重要影响：一,工业发展给予大学雄厚的物质支持；二,工业化的德国社会对大学教育提出前沿性和实用性的发展要求；三,德国大学在校师生人数出现变动；四,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大学生家庭背景的构成比例发生明显变化；五,促使德国大学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新型高等院校的出现。德国现代大学和新型高等院校也在德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为德国社会的工业发展提供人才与技术保障；二,将“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为德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起到“杠杆作用”；三,将科研重心放在化工和电气部门,为德国工业化的核心部门提供发展动力；四,德意志帝国时期大学的发达继续为德国赢得社会荣誉感与国际声誉；五,德国新型高等院校为德国工业社会的发展提供对口的技术支持。从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可得到一些规律性认识,如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三种状态——适应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同步、超前于社会发展；大学与社会之间虽有互动,但仍保持一定距离。对19世纪德国大学与国家关系的探讨在另一个维度上深化了对德国现代大学的认识。德国学者伊曼努尔·康德、威廉·冯·洪堡和马克斯·韦伯对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各自的独特见解。康德论述了如何处理和规范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洪堡指出了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权力的负面作用,并对国家的作用范围给予限定。韦伯探讨了“阿尔特霍夫体制”下德国大学与国家之间关系变化的问题。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时期的德国大学与国家关系主要以“文化国家观”为指导,形成了国家管理与大学自我管理的“双元管理体制”。大学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国家是大学的经济支柱和创办者、监督与管理者,也是大学法律地位的确立者和“学术自由”的保障方。19世纪中期前后的德国大学与国家关系并未出现实质性波动,而是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国家对大学教育的经费支出呈增长态势,且“学术自由”的权力最终在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德意志帝国时期,在“阿尔特霍夫体制”的影响下,德国政府政策贯穿于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领域中。国家对大学科研事业大力扶植的同时,也对大学进行了干预和人治化管理。德国大学传统意义上“学术自由”的内涵发生质变。德国现代大学中存在政治型教授和非政治型教授。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政治型教授的国家观和政治立场会发生转变。当政治型教授的言论和行为符合国家发展的利益需要时,国家便会对其扶植、利用。反之,则被国家压制。德国大学生通过种种学生社团来履行他们对社会的良知与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和限度内能促使统治阶层在反思中做出让步。但当大学生运动威胁到国家利益时,则被国家镇压。结合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的经验教训和我国大学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笔者认为,现代大学的持续发展首先需要保持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当国家职能发生变化时,合理调整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同时,对于洪堡原则,要批判地借鉴,以利于树立正确的大学科研观。对于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利弊要有清晰认识,以利于完善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