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是德川时代武士道的创始人,也是日本兵学以及古学、日本中华主义之始祖。纵观山鹿素行的思想呈逐一递进的关系：六岁至十二岁,为其求学过程,也是为其思想体系奠定基础的时期；到“三教一致”思想的产生,已融合各学派的思想；从对朱子学进行批判起,开始对各思想进行批判；而后便进入了素行经学方面思想的重点时期,也就是产生了两种对立复古思想的时期,这两种思想是中华圣学与日本圣学思想。《圣教要录》为其复古精神的先声,其中提倡恢复中华圣人周公、孔子之道,并说孔子殁而圣人之统则尽绝。在书中,素行极力驳斥宋学,认为它是异端,因此与幕府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相抵触而获罪,遭受流放赤穗的命运。流放期间,素行有云：“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圣人之道者,时世之误也。”在此期间,素行完成了一生最有名并改变日本思想史的著作《中朝事实》,从形式上来讲,《中朝事实》为研究日本古典历史的著作,全书以汉文书写,与《圣教要录》相比较,二者意旨大致相同,都是复古思想的代表作,但代表的精神却不同,是从对中华的崇拜转为对日本本国、本民族的崇拜；最后一个时期为素行的晚年时期,主要思想为象数的宇宙观,想要为其思想建立一个哲学基础。从素行思想的发展变化来看,到后期时,其思想映射出的便是日本人对国家与民族的过分崇拜。古学派的素行如此、阳明学派的熊泽蕃山也如此,朱子学的山崎暗斋也有此思想,再后期的国学者、神道家们更是强烈的提倡排外,这种排外的思想是影响江户时期日本实施锁国政策的原因之一,也是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产生影响的原因之一。中日两国关系可以说既由于华夷思想而走向亲密,也因华夷思想而走向对立,因此对华夷思想的研究很有必要。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是“日本中华主义”的最好证明,也是日本人眼中“中国观”变化的极好的参考。对山鹿素行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得知神、儒、佛三者是如何习合的,而且也可以从侧面了解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与结构,可以为探究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一份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