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平滑转换技术与向量自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结合，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从广义货币增长率、银行间7天拆借实际利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有效性入手，分别研究了货币政策工具对三者的可控性，以及它们和价格指数、产出变量的相关性。　　 基于国内既有研究在工具和变量选取上的不足之处，本文存在三个贡献:第一，本文将非线性技术——平滑转换自回归(SmoothTransitionAutoregression，STAR)方法与主流研究采用的VAR、VEC模型结合，力求将货币传导机制的研究置于一个动态的模型，使之更符合真实经济运行，以对货币政策操作给出更准确的建议。第二，本文在研究中介变量和产出的相关性分析中，通过数据处理，选用不包括公共部门支出的私人部门需求，以更准确地衡量货币政策对实际市场参与主体——私人部门的真实影响，以弥补既有研究对产出变量选取的缺陷。第三，本文从可控性、产出相关性、价格相关性三个维度出发，全方位考察了中介变量的有效性。在中介变量的选取中，选用了银行间实际拆借利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两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变量，以贴近我国面临的金融全球化、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化的环境。　　 第2章首先回顾了新古典主义和非新古典主义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基于每一具体的传导渠道，分别给出国内外学界的实证结论。此后，本章系统阐述了针对中国研究的实证分析;同时，针对上述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本章指出了它们在工具和变量选取上的缺陷。　　 第3章着重介绍了STAR模型及其参数估计方法。本章首先阐述了STAR模型相对于其他非线性模型的优点，然后从单方程STAR模型人手，逐步介绍了转换函数的分类和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随后，本章从模型的非线性检验、转换函数的确定、参数的估计入手，具体介绍了单方程STAR模型的识别和估计问题。在单方程STAR模型的基础上，本章最后引出多方程STAR模型，以及针对多方程模型的具体估计步骤。最后，本章介绍了STAR模型在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第4章描述了本文实证研究中选用的变量，并对变量的统计特征和变量间的相关性予以分析。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特征，本章将研究区间1996年1月-2012年6月划分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平稳增长时期和全球金融危机三个时期，从经济意义上解读变量统计特征和相关性在不同区间表现出的波动性，为下面章节采用STAR模型的必要性作了铺垫。　　 第5章采用平滑转换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T-VECM)，分析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率、银行间7天拆借实际利率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三个变量的可控性。结论表明平滑转化技术提高了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实际有效汇率的可预测性最高，表明其在动态模型下的可控性优于其他两者。长期中，一年期基准利率变动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存在杠杆效应，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三个中介变量无显著影响。短期中，多次微调一年期基准利率对市场实际利率的影响大于大幅度式的调整方式;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和货币增长率正相关，产生了和政策意图相反的结果。　　 第6章研究了三个中介变量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长率、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增长率、房屋价格指数HPI增长率的相关性。结论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三个价格指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因此有效的汇率管理有助于国内消费、生产、房地产领域的价格稳定。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引起HPI增长率上升，但并非是引起其他两个价格指数波动的原因，表明货币供应量是房屋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在模型形式上，CPI增长率波动存在指数平滑转换，PPI增长率波动服从线性模型;HPI增长率波动在2009年前服从逻辑平滑转换模型，但2009年后，HPI增长率波动转变为指数平滑转换模型，同时货币供应量对房屋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大大增强，表明中国自2009年开始的货币扩张改变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机制。　　 第7章以真实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真实私人部门需求作为产出变量，分析了货币增长率、银行间实际拆借利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产出变量增长率的相关性。结论表明，货币增长率、银行间实际拆借利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均不存在显著影响;仅货币增长对私人部门需求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影响通过拉动私人投资实现。因此，畅通货币政策对私人部门需求的调控渠道，尤其是对私人消费的影响，是当前宏观经济从“政府投资拉动”向“私人消费拉动”转型中面临的挑战。　　 第8章对全文结论进行了回顾，并从理论模型和非线性技术两个角度指出未来可继续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