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在某些时代里帝王所起的作用也很关键。刘宋是政治与文学结合得最紧密的时代,宋孝武帝刘骏多才而又尚俗,他的上台使得大明诗坛面貌一新。本文由“孝武帝与大明士风新变”、“孝武帝与大明一代‘好斯文’”和“孝武帝与大明诗坛‘尚谣俗’”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好斯文”和“尚谣俗”出现的背景,后两部分主要论述在孝武帝的影响和推动下大明诗坛的活跃状况及“尚谣俗”现象的出现。第一部分对大明士风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通过与元嘉士风的比较可以较分明地规列出大明士人在政治态度、生活风范以及精神风貌等方面的改变。大明士风更加趋向于消极、享乐、卑弱,这与在上者的政治经略、执政风格和侈丽追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部分旨在揭示孝武帝与大明诗坛繁盛的关系。与元嘉偏重经史之学相比,大明则好作诗歌,孝武帝是这种文坛转向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除了在官制设置上能体现出其对诗歌创作格外倾心外,孝武帝还对诗人爱赏恩赐有加,并组织大量的诗歌集会活动。再佐之以文学品评之风来鼓动诗人的创作热情,同时,孝武帝也积极投身于诗歌写作实践中,这些举措无疑起到了极强的导引与促进作用。在孝武帝的大力支持、倡导下,整个社会迅速形成了强烈的崇文风尚,吟咏诗歌几乎成为了时人最主要的兴趣指向。第三部分选取“尚谣俗”这一诗坛突出现象来透视孝武帝与大明诗歌新趋向的关系。孝武帝通过政治威力将俗乐置于朝堂,并亲自创制谣辞以示范时人,终使谣俗地位大大提高,以至大明中“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孝武帝及大明诗人的民歌拟作较真实地反映了大明诗坛的“殊以动俗”,其时的民歌拟作数量并不可观,还没有形成大的规模,但已经具备了独特的风貌,如体式轻巧、艺术风格既真朴又兼具文人气息、格调明朗健康等。同时,拟民歌作品在大明诗坛的集中出现为新的诗乐结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促使生活化、趣味性诗歌观念初步确立,这使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