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营农场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职工家庭承办的农场。近年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进一步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开始出现现代化的家庭农场。201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明确提出了要发展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尽管相关政策在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方面已经初见成效,但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使得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之间还有不小差距。政策执行过程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具体原因是什么?还应该如何提高政策执行效果?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方法,选取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武汉市作为家庭农场建设的先行者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性。黄陂区处于武汉市的近郊区,是农业发展大区,家庭农场发展较快。本文选取了黄陂区七个家庭农场作为案例,这些案例涵盖不同类型、规模和示范级别,能够较好地代表黄陂区家庭农场发展水平,也能够体现家庭农场政策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本文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家庭农场发展模型,用于全面分析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和机制,以便系统阐释公共政策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机理。同时,本文运用马特兰德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对家庭农场发展政策及其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本文首先对我国政府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进行了分析,发现培训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和“互联网+”政策具有低模糊-低冲突性,采取了行政性执行方式;登记和名录管理制度、强化示范引领政策、用地保障政策具有低模糊-高冲突性,采取了政治性执行方式;社会化服务政策、土地经营权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具有高模糊-低冲突性,采取试验性执行方式;金融保险政策具有高模糊-高冲突性,采取了象征性执行方式。然后本文进一步探索了产生不同执行效果的原因,影响行政性执行效果的因素除了资源外,还有政策指标有限性;影响政治性执行效果的原因主要取决于权力的使用情况;影响试验性执行的因素有资源、情景与其它政策所起辅助作用;影响象征性执行的关键因素是政策联盟和核心行动者。最后,本文结合家庭农场发展模型,借鉴各地家庭农场发展政策执行经验,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这两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政策执行效果的建议。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提出了家庭农场发展模型,二是运用马特兰德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分析家庭农场政策的执行效果与效果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