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一条指出立法目的在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信息合理利用,并明确了宪法为其制定依据,是我国首部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法律。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无论从宪法解释还是立法模式上来看,个人信息权都应当成为一项值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处理环节。知情同意是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知情同意规则原产生于医学治疗领域,旨在保障患者的知情权与自我决定权,其后被引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知情同意规则与个人信息自决权、民法人格尊严权与个人信息权益、合同意思自治以及信赖授权原则都具有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但知情同意不是绝对的,根据法律许可事项、风险预防需要以及公共利益目的,信息处理行为不受知情同意的限制。实证研究表明,虽然知情同意规则及其例外被大多数国家法律所采纳,但在实践中仍普遍存在知情同意适用困境以及同意例外的无序扩张等问题。知情同意规则的有效落实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石,对其限制具有宪法上的必要性。知情同意虽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要件,但是与宪法所保护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权、平等权、住宅自由权以及个人信息上的权利相比,后者具有优先受保护的地位,同时,知情同意还应当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对知情同意例外规定而言,在适用时仍应将信息安全前置,因为从价值平衡关系来看,安全价值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当优先于效率价值得到保护。同时,知情同意例外还应当满足“合理范围处理”的限制,如此才能有助于信息处理行为符合保护目的。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以及一系列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国家标准出台的大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是时代潮流也是内在要求。个人信息保护宜坚持知情同意之规则,针对其弊端进行修补,完善知情同意区别保护,加强对敏感信息、重要数据的保护,探索区分情境保护模式,根据风险防控能力与风险等级合理分配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同时还应进一步凸显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的优势,加强行政监管。一方面探索建立个人信息处理行政许可制度,建立多元许可标准,加强行政许可审查;另一方面健全追踪检查与裁处制度。切实实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与个人信息利用的双重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