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始于农业，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总是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密切关联。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速水和美国经济学家拉担看到，农业发展的本质是“加速农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率，以便与现代化经济中的其它部门的增长相一致”。而要实现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科技进步，发展农业，根本上是要实现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移，在现实的背景下，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长中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必须制定切实可行、有效的科技进步路线，而其中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科学准确测算。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农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状况，进而关系到我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与水平。可以说，成功地发展农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同样在我国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的背景下，发展我国农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制定科学有效的科技进步路线，因而也必须对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论文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在对测算理论、方法的学习和认识上，对我国“七五”、“八五”、“九五”三时期的农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并相继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对策探讨。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二部分论及了有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理论和方法，第三部分对我国“七五”、“八五”、“九五”三时期的农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相应提出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对策建议。各部分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农业科技进步的基本理论。本部分主要对科技进步及具体的农业科技进步的内涵、构成因素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其中较大篇幅对当今关于科技进步构成因素中颇有争议的问题——“制度因素”、“规模效益”、“替代效益”是否应归为科技进步的范畴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分析，继而提出了作者的见解：科技进步的内涵应是广义概念上的，不仅包括属于技术范畴的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手段，还包括属于科学范畴的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手段；从制度出现的原因及制度达到集体控制个体行动的措施来看，制度因素属于科技进步范畴；“规模效益”、“替代效益”与科技进步之间即不是相互独立关系，也不是相互包含关系，而是一种相交关系，其中的部分属于科技进步，部分不属于科技进步，产生的原因不同，关系的表现也有不同，分析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部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研究。本部分在理论、实践中有关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两种常用方法（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和索洛余值法）的比较认识基础上，选定适合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方法选择主要包括：模型形式的选择、指标度量方法的选择和投入要素产出弹性的选择。综合各种比较和结合实际，本文选择了索洛余值法为测算的模型形式；指标度量方法的选择为本部分的核心内容，论文阐述了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测算中指标度量的传统方法（倾向用要素的实际服务流量来度量要素指标），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角度剖析传统方法存在的不足，相继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法应是用要素潜在服务流量来度量要素指标：在各种常用方法的比较基础上，投入要素产出弹性的确定方法选择了经验法，参考国内外的各种经验，结合本文，给予一定的修正。 第三部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本部分在前两部分的概念认识、方法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七五”、“八五”、“九五”时期生产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农业这一时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主要工作是各种指标数据的采集、调整、计算及投入要素产出弹性的计算。三个时期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值分别为19．7％、14．7％、33．7％，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发现：三时期的真实科技进步贡献率值应略低于测算数值的水平；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水平是低水平的；农业科技进步是不稳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变化主要变现为要素贡献率变化的结果，而由其它的科技进步因素仲生产技术水平）带来的变化被要素的变化影响掩盖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低水平、不稳定的过程”。 第四部分，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对策探讨。限于篇幅，本部分只作体现型的科技进步研究。基于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落后的现状，本部分试图从科学技术的供给方科研机构、需求方农户及传播中介各种推广机构三方面来探究阻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制约因素，同时从以上三方面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依据各种路线的选择依据，参考农业发展科技进步的三种典型的基本路线，为我国农业发展设计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路线：非均衡，动态的，以生物化学型科技进步路线为主、机械型科技进步路线为辅的总体路线。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