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大幅增加,经济合作以及贸易伙伴关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国家热烈回应并积极参与到这一倡议中来,6年多的“一带一路”建设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以2019年为例,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进出口总值为9.27万亿元,增长率达10.8%。高出外贸增速的7.4%,总计约占进总值比例的30%,在现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个增长数字更显得含金量十足。中欧班列全年共开行8225列、同比增长29%,发送72.5万标箱、同比增长34%,综合重箱率达92%,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全年发送货物同比激增163%,中欧班列“空箱”现象已成为过去。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68个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新增就业岗位32万个,上缴税费金额突破30亿美元。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硕果累累。“便利”与“监管”从来都是硬币的两面。作为国家进出关境的重要监督管理机构,海关不仅仅肩负着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促进贸易便利化的重要职责,更是守护国门安全重要防线和关键节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不断走向纵深,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沿线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及国家安全形势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给我国国门安全带来了新任务新挑战新考验,国门安全风险通过口岸渗透入境的种类更加多样、方式更加隐蔽,既包括安全准入风险,也包括经济涉税风险,既包括静态与动态的风险,也包括重大与特定的风险,各类风险之间交织重叠,其跨地域、跨关境、跨部门特征明显,国门安全防控压力日益突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海关如何处理好强化监管与优化服务的辨证关系,在最大限度地保障物畅其流、人便于行的同时,强化对国门安全形势的研究,防范在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类风险挑战,阻截疫情疫病、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新型有害生物、危险武器等风险隐患通过口岸非法入境,积极探寻国门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国门安全治理的应对之策,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将从阐述国门安全的演变和内涵特征出发,分析海关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职能定位、探析关检融合背景下国门安全风险防控形势,以及海关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国门安全新挑战,总结提炼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意识形态渗透态势加剧、人流、物流、资金流非法入境风险居高不下、“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国门生物安全挑战日趋严峻、农产品、冻品等各类走私活动频发多发、疫情疫病安全威胁管控压力巨大等5个方面的挑战考验,并相应围绕加快口岸管理事权的整合优化,强化国门安全正面监管查缉能力、从战略层面优化整体布局,探索开展国门安全治理体系建构、强化口岸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夯实国门安全口岸检疫防线、优化进境动植物检疫模式,筑牢国门生物安全屏障、深化沿线国家海关风险管理与执法合作,力促国门安全联防联控等5个方面提出思路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