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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高管薪酬制度曾被指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Bebchuk&Spamann,2009),再度引发了社会对金融业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相关性的热切关注。实际上,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话题,欧美国家对于薪酬-绩效敏感性的研究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中国则是近十来年才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多的研究。银行业在中国金融经济生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数据的局限和行业的特殊性,目前为止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都剔除了金融行业。因此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薪酬-绩效相关性是一个比较值得探究的话题。
首先,激励理论认为高管薪酬是为了解决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的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Fama&Jensen,1983)。因此,将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可以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高管可以凭借手中的“经理人权力”为私人牟利,损害集体和所有者的权利,这是“寻租理论(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其次,传统的薪酬-绩效敏感性研究比较注重高管的现金薪酬与银行盈利水平的关系,但是HagendorffandVallascas(2011)以美国和英国银行业为例,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银行的违约风险存在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现金薪酬和盈利水平是否全面地反映了这一对关系。结合目前理论研究和国内银行业高管薪酬的现状,我们将眼光扩展到高管的在职消费和银行的风险水平。也就是说薪酬-绩效相关性研究包括现金薪酬和在职消费;银行绩效包括盈利水平与风险水平。
通过对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实证回归,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现金薪酬对银行盈利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符合激励理论。其中,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的相关性要明显高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2)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在职消费对银行的盈利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符合寻租理论的主要观点。分样本银行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不同性质的银行都存在高管在职消费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受到公司治理水平和行业监管严格程度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银行中最高,其次是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影响程度最低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3)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现金薪酬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在所有银行中均不显著,表明现金激励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没有显著的影响;(4)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在职消费会显著地提高银行的风险水平,说明我国银行高管的在职消费会刺激高管采取更多的风险性行为,客观上会提高银行的风险水平,但这种情况在国有银行中并不显著。
首先,激励理论认为高管薪酬是为了解决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的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Fama&Jensen,1983)。因此,将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可以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高管可以凭借手中的“经理人权力”为私人牟利,损害集体和所有者的权利,这是“寻租理论(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其次,传统的薪酬-绩效敏感性研究比较注重高管的现金薪酬与银行盈利水平的关系,但是HagendorffandVallascas(2011)以美国和英国银行业为例,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银行的违约风险存在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现金薪酬和盈利水平是否全面地反映了这一对关系。结合目前理论研究和国内银行业高管薪酬的现状,我们将眼光扩展到高管的在职消费和银行的风险水平。也就是说薪酬-绩效相关性研究包括现金薪酬和在职消费;银行绩效包括盈利水平与风险水平。
通过对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实证回归,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现金薪酬对银行盈利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符合激励理论。其中,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的相关性要明显高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2)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在职消费对银行的盈利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符合寻租理论的主要观点。分样本银行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不同性质的银行都存在高管在职消费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受到公司治理水平和行业监管严格程度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银行中最高,其次是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影响程度最低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3)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现金薪酬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在所有银行中均不显著,表明现金激励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没有显著的影响;(4)我国商业银行高管的在职消费会显著地提高银行的风险水平,说明我国银行高管的在职消费会刺激高管采取更多的风险性行为,客观上会提高银行的风险水平,但这种情况在国有银行中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