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信息网络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因此滋生了大量信息网络犯罪,同时延伸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链条。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其中增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罪名,但并未在司法实践中较多适用。伴随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的出台,近两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出现陡增的趋势。本罪“明知”作为主观方面认定的关键要素,是限制入罪的重要因素,关系到本罪的合理适用范围。通过研究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有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例发现,本罪的司法适用现状呈现出“明知”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三种认定标准,即“明确知道”、“应当知道”、“可能知道”,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忽视对犯罪人主观要件的证明,因犯罪认定简单而成为其他犯罪的兜底罪名。根据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明知”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应当对认定本罪客观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限定作用,将实施客观行为而不具有主观犯罪故意的情况排除在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属于帮助犯罪的行为,因此本罪的主观“明知”应当和帮助故意的认识因素相同,将两者对比呈现出的标准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然标准进行对比,从事实和规范这两方面的认识来看,本罪“明知”的限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发挥。由于刑法学存在多种解释方法,因此对同一词语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本罪“明知”从文义解释角度看,得到最为狭窄的含义,即“明确知道”;而从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出“应当知道”这种解释结论;从目的解释看,本罪的主客观要件的设置,恰好实现了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两大机能的统一,因此采取“明确知道”标准更能体现“明知”表述对人权保障机能的侧重。正是由于本罪“明知”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四种角度出发,得出不同外延的“明知”的认定标准,才导致本罪“明知”的限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具体实现。为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在合理范围内适用,应当对主观“明知”进行合理的限定。本罪“明知”的认定标准应当回归以文义解释为中心的“明确知道”标准,摒弃“可能知道”、“应当知道”的标准。继而以“明确知道”标准为基础对本罪“明知”的具体内容加以界定,将“犯罪”理解为“犯罪行为”意义上的犯罪,将被帮助者“实施犯罪”限定在着手之后,将违法性认识纳入“明知”的认定过程中,实现责任的差别化认定,对于根据犯罪人实际情况可以认为其不“明知”的可以做出罪处理。将本罪“明知”认定的时间界定在被帮助者已经着手实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