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新文学伊始,“出走”描写就和启蒙与救亡相伴而生,“出走”从一开始出现在文学表达中就被过度地精英化、启蒙化,也自始至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热门话题之一。作为出走者人物形象之一的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并没有像家族叛逆者、女性出走者那样幸运早早地为广大作家、读者、研究者们所关注,它始终以默默无闻的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又是极其幸运的,正因为它鲜有人问津,才得以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按部就班地茁壮成长。从宏观角度来看,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在其文学书写历程中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五四时期,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在小知识分子的家国忧愁与灵肉冲突中孕育发生,三四十年代又在自由主义作家对“人性”的细微考量中逐渐走向成熟。在渡过长达十七年之久的艰难探索期之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再度复兴,并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寻求新突破。九十年代至今,通过作家们的不懈努力,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在向着多元化与个人化发展的道路上也越来越稳健。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作品中,这类出走的男人们是自己婚姻和家庭中的多余人、空心人、失意者、异乡人,边缘化的身份特征与脆弱化的形象特征使他们成为人生舞台上的丑角。“出走”成为已婚男性摆脱生存困境、实现生命救赎的最好方式,然而在形形色色的生存困境面前,这种救赎也是无望的,他们无法逃脱或是归来、或是漂泊或是死亡的结局。“出走”这种救赎方式甚至引起围绕在出走婚姻的男性身上的两类身份的变化,即丈夫身份与父亲身份。“丈夫”与“父亲”的缺失与回归,所反映的是整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式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解构与和解的过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出走婚姻的男性形象逐渐明朗化,父亲形象与父亲精神的修复、健康男性形象的出现都体现出作家们对两性关系、亲子关系的新理解,它将为新世纪如何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