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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失衡,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均。在这一时点,中国金融改革拉开帷幕,这也让学者们很难忽略金融发展与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是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是直接影响,还是金融发展诱致的某些因素影响了要素收入分配?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有关金融发展与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也止步于此,随着技术进步方向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被广泛关注,本文考虑金融发展是否通过技术进步方向进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
本文以技术进步方向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目的在于研究影响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内在因素,核心内容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中国要素收入分配?从省级和地级市两个层面以及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两大视角展开分析。围绕三个问题:(1)中国省级地区和市级地区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方向情况如何;(2)中国金融发展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3)在不同的地域金融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否不同。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将金融发展划分为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两个维度,分别考察间接金融总量、直接金融总量以及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比重;测算了中国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方向指数;实证部分以地区和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作为划分依据,对金融发展、技术进步方向与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指标测算结果表明,全国和多数省级地区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均小于1,市级地区则差异明显。省级地区和市级地区的技术进步方向多数年份偏向资本,总体有偏向劳动的趋势。
计量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方向以及要素收入分配有较强的解释力,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发现,金融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呈“倒U型”关系;东部地区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的间接金融过度发展引发“攫取效应”,西部地区则存在金融约束,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中部地区存在适宜的间接金融发展,因而有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从间接效应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间接金融有利于提升资本效率,在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促使技术进步偏向劳动,进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金融仅在东部地区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收效甚微。
本文以技术进步方向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目的在于研究影响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内在因素,核心内容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中国要素收入分配?从省级和地级市两个层面以及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两大视角展开分析。围绕三个问题:(1)中国省级地区和市级地区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方向情况如何;(2)中国金融发展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3)在不同的地域金融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否不同。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将金融发展划分为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两个维度,分别考察间接金融总量、直接金融总量以及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比重;测算了中国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方向指数;实证部分以地区和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作为划分依据,对金融发展、技术进步方向与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指标测算结果表明,全国和多数省级地区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均小于1,市级地区则差异明显。省级地区和市级地区的技术进步方向多数年份偏向资本,总体有偏向劳动的趋势。
计量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方向以及要素收入分配有较强的解释力,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发现,金融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呈“倒U型”关系;东部地区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的间接金融过度发展引发“攫取效应”,西部地区则存在金融约束,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中部地区存在适宜的间接金融发展,因而有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从间接效应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间接金融有利于提升资本效率,在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促使技术进步偏向劳动,进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金融仅在东部地区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