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寄”的命题最早见于魏文帝曹丕的《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寄”的概念早在《尸子》中提出:“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说文解字》云:“寄,托也。”同书对“客”和“寓”二字的解释皆为“寄也”。可见,这三字意义相通。换言之,“人生如寄”即“人生如客”、“人生如寓”,钱钟书暗示的语词意蕴——“寄”者,“客”也,在《说文解字》中得到了印证。“人生如寄”反映了生命个体漂泊于天地之间的情感状态,也体现了生命主体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哲学反思。《古诗十九首》创作于汉末年代,它既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描写了人“寄”于天地之间的生存状态,又假借文本形象“游子”与“思妇”表现“人生如寄”的情感状态。《古诗十九首》通过生命个体“人生如寄”的情感体验把握汉末文人与所处的汉末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对“人生如寄”命题的思索中,给出“及时行乐”的人生选择。《古诗十九首》中汉末士人对“人生如寄”精神意蕴的思考背后反映了汉末士人的文人追求,也是个体对生命意义价值的探索。《古诗十九首》中借时序的推移延伸诗人的相思、感叹衰老等情感,表现人在时间中如匆匆过客的状态;对空间的刻画凸显个体的生存悲哀,引发生命主体思考有限的空间与无限空间中个体的生命意义。时空的交织更加细致地刻画了汉末文人“人生如寄”的生存状况。《古诗十九首》中文本形象主要分为“游子”与“思妇”,游子经学入仕的道路被封死,游学他乡才华和抱负难以施展;思妇久居深闺,相思情感在年华逝去的苦痛中升华出对个体存在意义的体悟,“游子”与“思妇”都体现了“求而不得”从而“无所寄托”的精神状态。《古诗十九首》主要通过诗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认知探索“人生如寄”的精神状态,诗歌中的创作者既是现实世界的客人,也是个人生命的主体,对于“人生如寄”的思考迫使诗人进行精神上的突围,寻找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作为时代思潮和士人心灵史的“人生如寄”受到了传统经学根基动摇的影响,同时也吸纳了老庄思想,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汉末士人发出“及时行乐”的呐喊以对抗人生的虚无。汉末盛行的“及时行乐”思潮是无可奈何下的豁达之情,《古诗十九首》中借“游子”与“思妇”之口写生之不易依然执着于追求有品质的生活、追求美好的容貌,表达汉末文人的人生追求。汉末文人从对“明月”意象的思索中认识到“主体”终将“客”于天地的永恒命运,但仍努力寻找自我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