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10月底北京“PM2.5爆表”事件首次发生以来，我国空气质量日益恶化，雾霾天数越来越多。2013年全国平均的雾霾天数达到36天，创52年来之最，部分地区雾霾天数甚至超过了100天。雾霾被列入“2013年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十件大事”，并在之后三年连续登上“媒体关注十大榜单”。雾霾俨然成为环境污染中的“明星”，其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的普遍关注。“雾霾”从一个生态名词转变成一种生态灾难，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导致“民怨”四起，公众严厉地声讨重污染企业的不环保和政府的不作为，快速便捷的网络媒体为事件曝光和舆论传播提供了有效渠道。如此负面的公众关注和舆论压力直接倒逼政府部门实施严苛的管制，致使重污染企业在“PM2.5爆表”事件后面临的政治成本骤然上升。　　面对“PM2.5爆表”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环境外生事件引发的政治成本，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重污染企业是否会为了规避政治成本或为了博取同情争取政府补助而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不同股权性质的重污染企业是否存在政治敏感性差异？如果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是否影响了政府决策，获得了更多政府补助？为了探究以上问题，本文以2011年10月底北京首次发生的“PM2.5爆表”事件为背景，选取重污染企业为实验组，非重污染企业为对照组，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治成本骤然上升的重污染企业是否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即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股权性质的重污染企业是否存在政治敏感性差异，接着从政府视角分析其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考察政府是否被蒙蔽，影响了其经济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进行了显著向下的盈余管理，即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适用；（2）在“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相对于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国有重污染企业更有动机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即国有企业的政治敏感性更强；（3）政府补助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没有显著关系，表明政府没有因为重污染企业的盈余管理而多给予补贴，政府有效利用了补贴资源，政府的补助决策具有一定的理性。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选取了“PM2.5爆表”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环境污染外生事件为背景，将环境污染、政治成本和盈余管理联系在一起验证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既拓宽了盈余管理的研究领域，也丰富了政治成本的内涵。（2）借鉴了计量经济学中的双重差分模型（ DID模型）避免时间序列上其他外生事件引发的混淆效应，并且选择了具有普遍影响的外生情境，其结果更具一般性、可靠性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