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人人都生活在数字服务中,随着数字服务贸易逐渐超越数字货物贸易成为数字贸易的重点,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对于各国来说是增强新兴数字经济中竞争力的利器。同时,由于数字服务蕴含着大量信息的沟通,不可小觑其在公共健康和安全甚至是政治上的影响力。如何进行数字服务规制以解决数字服务提供过程特有的问题也成为了数字规制领域的前沿议题。纵观全球对数字服务之规制,欧盟颁布了大量调整数字服务相关的法令,目的是保护欧盟数字服务对象并兼顾数据安全。其中,欧盟于2022年1月20日通过的《数字服务法》是欧盟构建的第一个数字服务规制法律框架;美国大型数字服务平台占据了全球数字服务市场的半壁江山,但是目前联邦层面仍没有专门规制数字服务的综合性法律框架;中国数字服务规制体系一直处于补漏补缺的状态,总体不平衡且呈现碎片化。本论文以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数字服务法》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在总体数字规制体系中的地位、立法结构以及重点及创新内容展开分析和论述;其次,对《数字服务法》的数字服务规制体系进行评价,基于欧盟目前数字服务领域的发展,分析其中重点制度的特征以及制度之间协同发挥作用的方式,并对其优劣进行论述;最后,结合《数字服务法》对数字服务的规制,针对中国数字服务市场发展和数字服务规制的实际,研析中国数字服务规制现状以及现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正文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梳理了《数字服务法》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在总体数字规制体系中的地位、立法结构以及重点及创新内容。重点分析了《数字服务法》对支持欧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及《数字服务法》与欧盟其他涉数字服务法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论述《数字服务法》对一般数字服务提供商的规制。《数字服务法》规定了多个官方主体与非官方主体作为数字服务规制主体,并通过安排各主体的职责以及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对一般数字服务提供商的严密监管。数字服务规制的主体上至欧盟委员会,下至数字服务对象,由上到下以欧盟层面、成员国层面和数字服务提供商层面为规制范围,构成了对一般数字服务提供商的监管框架。尽管《数字服务法》设计了成员国层面协助或联合执法的制度,但是涉及跨国规制的问题仍可能受到各成员国法律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影响。第三部分论述《数字服务法》对特殊数字服务提供商（超大型在线平台）的规制路径。《数字服务法》定义了“超大型在线平台”并对其专章设定额外义务和处罚,该做法被认为是针对美国大型数字平台如亚马逊、Facebook、Twitter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本部分从超大型在线平台的额外义务和特殊处罚的内容、意义、影响和潜在的问题出发,研究《数字服务法》对超大型在线平台的规制路径。对超大型在线平台的额外义务包括对一般数字服务提供商原有义务的加强和新增义务。新增义务体现了《数字服务法》对超大型在线平台规制的特点,包括要求数字服务提供商自觉与主动履行自我审查,或通过专业第三方对数字服务提供商的审查实现间接监管。第四部分论述《数字服务法》对数字服务提供商的规制保障。规制保障分别为“事前”规制和“事后”监督。“事前”规制主要要求数字服务提供商主动监控其提供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如在线交易平台应当保证商家和商品可追溯等。《数字服务法》监督服务提供商履行“事后”义务的规范方式包括设置惩罚性制裁和要求服务提供商采取补救措施,以减轻损害。第五部分论述《数字服务法》数字服务规制对中国的启示。本部分结合《数字服务法》规制主体多样化的规制体系、深度自治的规制路径和“事前”与“事后”义务结合的规制保障,以中国数字服务立法实践为背景,为中国完善数字服务规制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