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贞吉是清朝康熙年间“山左”地区的著名诗人,他自幼从外祖父刘正宗学诗,诗作曾受到王士禛、宋荦、赵执信等人的高度评价,并被王士禛选入《山左诗钞》。曹贞吉的诗歌创作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由唐入宋”的过程,本文以这一过程为线索,以细读分析的方式考察了曹贞吉不同时期诗歌的艺术特色,得出了曹诗在艺术手法、诗学取向上变化发展的内在脉络。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得法于唐”——《珂雪初集》的诗学源流曹贞吉前期诗歌以“宗唐”为主,其效法的对象分别为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七子派”之诗风及以刘长卿、李商隐和韩偓诗为代表的中晚唐诗风。在这个时期曹贞吉诗作的体裁以近体为主。在对唐人(“七子派”)诗风模仿的第一阶段,曹诗兼取前人诗之“形”与“意”。曹诗的这种兼取并不是简单地套用既有诗作的行文模式,而是在对这些诗歌的内在意义脉络有较深入的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题目要求将其移置到自身结构之中,在移置的同时还会适当对其进行调整。因此,曹诗对“七子派”类诗风的学习是其确立自身诗歌本体性的重要一步,它在学习过程中体现的对语言形式的掌控能力使其具备了进一步充实题材、拓展诗风的良好条件。同时期曹诗对中晚唐诗风的学习可视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练习,其表现为在对词语的选择运用和组合方式都较多地取自前人诗作。二、“声调自琳琅”——《珂雪二集》的诗学取向曹贞吉学习唐人诗风的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品是他的七言古体和五言古体诗。借助古体诗较律诗更为开放的形式,曹诗开始尝试建立更为复杂的诗歌结构,出现了一诗当中糅合唐人数家名篇格式的作品,但此类诗作也因为过于偏重才情的张扬和形式的表达而造成了其中前人作品之“形”与本诗之“意”未能很好融合的现象。此时期五言古体的成就总体上高于七古,某些五古作品能够将“形”与“意”较好地统一在诗中,但其在语词运用上仍留有借鉴的痕迹。这个阶段曹贞吉诗歌的另一个发展是出现了比较成系统的论诗诗,这些论诗诗集中表现了曹贞吉崇“七子”、宗唐音的规范诗学取向,其中一些诗作将诗学思考建立在人生哲学的基础上,显示出一定的思想深度。三、曹贞吉的后期诗歌曹贞吉后期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宋调”作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咏史怀古为题材的诗作。曹贞吉的咏史怀古诗可分为两大类:以史为诗和以诗融诗,前者主要采用七言古体和五言古体的形式,后者主要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以史为诗”的古体诗具有鲜明的“以文为诗”的特点,故其虽然展示了非常娴熟的议论技巧,但在诗歌艺术方面成就不高。“以诗融史”的作品学习陆游的诗风,注重在短小的绝句体制内扩展语句张力,因此体现出诗歌特有的意义结构之美。总的来看,咏史怀古诗虽然是曹贞吉后期诗歌中的重要诗歌类型,但因其过于偏向“宋调”而无法完全展现曹诗最成熟的风貌。曹诗的成熟形态在《黄山记游诗》中的七言古体诗和七律组诗《中秋痛哭诗》中得到完美体现,前者因其“形”与“意”的浑然一体而成为曹诗中最具诗歌本体性的作品,后者则淋漓尽致地实现了诗歌的抒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