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文化形态日趋多样，公共博物馆作为记录社会文化变迁的场所，其外观、展陈、机构设置和功能都与已往有了很大不同。从最开始以“物”为中心到现在的以“人”为中心，博物馆不断地通过可被感知和触摸的文物实现着与观众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背后蕴含的权力运作逻辑是什么？博物馆与观众的权力关系又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将以公共博物馆的产生作为研究背景，通过论述湖北省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空间布局、陈列展览及其机构设置四个方面分别在三个历史阶段的变化，借助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和托尼·本尼特的政治文化理论，分析和阐述公共博物馆政治表征嬗变及其背后的规训逻辑。
　　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博物馆都存在着文化的规训和政治权力的运作。计划经济时期，在国家权力话语的把持下，博物馆通过规训性权力实施着表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政权合法性的宣传，其背后蕴含的是政治权威建构的逻辑。市场经济初期由于社会生活的回归，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事业浸染市场色彩，博物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自主权，并将工作重心由物转移到人，在构建市场话语和地域表达的逻辑下，通过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和走出去的方式，从而表征着发展地方文化和经济的要求。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提出和免费开放政策的落实，民众文化权利意识得到增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有了坚实基础，博物馆才真正开始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其中从教育到服务的功能转向，实现了博物馆规训性权力向治理性权力的过渡，这一时期博物馆传达出服务人民、满足需求的表征意义，其行为体现了文化治理的目的和要求。当前，随着文化治理环境的改善和博物馆规训逻辑的变迁，博物馆与公众的互动不断增多，博物馆与观众的权力关系也呈现着动态性的变化，一方面，博物馆在改造和规范着观众的行为。另一方面，个人行为的内化也在反作用于博物馆，引起博物馆的变革。从博物馆与公众的这种权力互构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政府内生型文化供给的发展方向，探讨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