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经历了人类数千年的推敲。隐喻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纵观国外历史，对隐喻的研究要追溯到2000余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研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他从修辞学角度出发，揭示了隐喻基本特点，认识到隐喻在诗歌当中的重要性。此外，他还初步认识到隐喻的认知功能。然而亚氏的研究也仅局限在诗学和修辞学领域。上个世纪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良(Quintillian)以及理查兹(Richard)从不同角度研究隐喻。昆提良提出了著名的替代论，他研究了隐喻的修辞功能，即隐喻可以用意义相同的其他词语替代，语义不变。1936年理查兹提出了隐喻的“互动论”，他明确提出了隐喻与思维的关系。随后该理论由布莱克(Max Black)加以完善。布莱克认为隐喻是在隐喻表达和上下文之间的一种互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认知科学给人们带来了认知上的巨大挑战。在此之前人们认为，隐喻仅仅是和外部世界字面的、直接的、如实的联系。这一派学者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Lakoff&Johnson。Lakoff&Johnson以新的视角——认知角度——为隐喻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从概念隐喻的观点来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经验主义的，人类的思维和推理大体上是基于隐喻、基于想象的。Lakoff&Johnson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被认为是认知隐喻学研究中的里程碑。依据Lakoff&Johnson的观点，人类语言中是充满隐喻的。Lakoff&Johnson将其称作概念隐喻。隐喻的研究依赖从源喻到靶喻的跨语境映射。我国对隐喻的研究源远流长，这要追溯到先秦，战国时代思想家、教育家墨子是首个给“隐喻”下定义之人。墨子在《墨子·小取》中云：“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即“辟”的方法就是用一事物解释另一事物。这是对“隐喻”最早的定义。荀子、孔子，以及刘勰从不同的角度下定义。战国时期的荀子在《荀子·正名》中也将隐喻解释为用一事物解释另一事物。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能近取譬”，“譬”即比喻。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学批评著述《文心雕龙》中也提到隐喻。隐喻的研究一直在国内如火如荼地进行。到了现代，从认知角度对隐喻的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刘宁生摘译莱考夫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随后莱考夫的另一部书籍《女人、火与危险事物》也在中国问世。2000年束定芳出版了《隐喻学研究》一书，在隐喻学研究历程中有很高地位。2004年胡壮麟教授出版了《认知隐喻学》，此书是国内认知隐喻学研究的基础。本论文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动物词汇隐喻进行比较研究。论文中的材料都是通过从《箴言》、《美国成语生动表达词典》、《牛津成语词典》、《Sterling成语词典》，《汉语成语辞海》中精心筛选出来的，然后再将这些资料放在一起进行细致比较，从而比较在两种语言系统中，动物隐喻的异同。本文主要的探究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英、汉动物词汇隐喻的统一性与矛盾性问题。不同语言系统具有唯一性特征，英、汉两种语言的统一性和矛盾性引起作者研究的兴趣。其次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两种语言系统对动物习语隐喻的影响，以及不同语言系统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最后，根据莱考夫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隐喻寓意有突出和隐匿的特点，动物的特征有多少会映射到人类身上。作者通过使用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对英、汉两种动物词汇隐喻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中存在着差异，但两种语言中也存在认知共性，这是由于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因此他们具有相同的形象原型。因此这便使人们理解动物习语隐喻提供可能性。其次，影响动物词汇隐喻的因素有人类的认知模式差异以及文化排他性。这篇论文从宗教、文化，以及习俗等角度作为切入点研究英、汉动物词汇隐喻。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应适当考虑具体语义情境，这将影响跨语义映射。再次，通过研究两种语言系统，作者发现其存在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源于其自然环境、经历、传统、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的差异。以上的这些因素是导致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理解上的差异的原因。最后，人们在使用动物隐喻时，仅选取动物身上的某些特征映射到人类身上，舍弃了另一些特征，这便是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到的概念隐喻的“突出”和“隐匿”的特征。本论文主要从认知、对比以及文化三个角度研究了英、汉动物词汇隐喻。根据莱考夫的隐喻观，隐喻映射具有单向性，即从源域到靶喻。此外了解不同文化对理解隐喻的重要作用。本论文不仅为英、汉动物习语隐喻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而且还对英语学习者理解动物隐喻机制、形式、以及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它对翻译、跨文化交际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