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自古一衣带水,早在隋唐,便已互派使者。此时的唐朝是亚洲文化的中心,故此日本社会以模仿唐人为时尚。自佛教东传以来,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期。唐代佛教盛行,佛经的抄写活动十分频密,官方和民间均有大规模的佛经抄写活动。抄经的作品数量都极为庞大,尤其以当时官方所组织的抄经活动更是规模庞大,所用纸张,装帧,以及抄写质量都是当时最高的规格。由于唐代的长安是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奈良时代的日本非常崇尚唐文化,在政治制度、律令、学术、文化艺术、城市规划都是照搬长安。故此写经的制度上,中日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写经体楷书作为书法史的一个重要分支,由数量庞大的无名书人完成,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日本的遗存,故此存世量巨大,为书法研究者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另,东晋以来,士人多喜书,又喜收集互相往来信札以辑成尺牍集合,故书法风气日盛。王羲之的书名,其在世时已显,而后世亦多推崇。唐以来写经生书亦多从此出。另,《金刚场陀罗尼经》与欧体的结体用笔非常相近,书写过程中往往出现行楷化的迹象,笔画之间的连贯性强,用笔上与现存的欧体墨迹《仲尼梦奠帖》、《张翰帖》的用笔有更多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