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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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擅长风景书写的大作家,从1920年代以女性小说崛起于文坛,到1940年代后期创作出闪烁着她最后光芒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风景是她热衷且谙熟于心的书写策略。本文以风景为媒介,通过重访丁玲行走、创作和思想的轨迹,力图在新的维度上探瞰其内心的隐曲。1920年代丁玲风景书写以其1928年出版的小说集《在黑暗中》为参照,“风”与“雾”隐喻解码了出走城市的新女性“不疯魔不成活”的精神病症,“城”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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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擅长风景书写的大作家,从1920年代以女性小说崛起于文坛,到1940年代后期创作出闪烁着她最后光芒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风景是她热衷且谙熟于心的书写策略。本文以风景为媒介,通过重访丁玲行走、创作和思想的轨迹,力图在新的维度上探瞰其内心的隐曲。1920年代丁玲风景书写以其1928年出版的小说集《在黑暗中》为参照,“风”与“雾”隐喻解码了出走城市的新女性“不疯魔不成活”的精神病症,“城”与“乡”的诱惑也让女性主体性在城市中幻灭,又失落于乡村。作品串联起的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理空间,对照了丁玲流徙中的落脚之地,文本内外的互文映射出丁玲在黑暗中找寻自我的苦闷。1930年代上海时期是丁玲“向左转”的创作阶段,缠绕着个人与时代的相互碰撞,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两重空间,她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复杂。以作品中的风景为媒介,“在场”与“不在场”的外在装置解码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纠结,地理场域的视点转移也烛照出乡村革命的蓬勃生机,深挚的乡恋情结和大胆的色彩构图更让丁玲跳出左翼的集体范畴,私设了偏向内面的风景“秀”场。1936年逃出南京魍魉世界的丁玲奔往延安,此后她的创作又经历了大的调整。以陕北风光为视点、以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为底色,藉着“有意味”的风景书写策略丁玲仍发展着自我。作为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第一位革命/女作家,丁玲看风景的眼光融合了女性、革命、政治等多重内涵,尤其在“陕北-霞村-医院中”的视线转移和对焦中,蛰伏在革命话语里的女性声音愈见强烈,而她个人在与时代的碰撞中也迎来了一场“讲话”的洗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丁玲在工农兵的方向上勤力开垦。《桑干河上》是丁玲唯一完成的长篇小说,以土地为聚焦,触及了风景最核心的内面。“胶皮大车”作为首章标题颇具作者的匠心,交互错杂的关系和浩浩荡荡的土改运动在油画式的风景中铺展开来。“果树园”象征了“土地”的话语言说,是小说着力摹写的地理空间,丁玲最想表达的“变天思想”也在这个场域里展开。值得一提地是,透过风景的裂隙,丁玲仍在土改语境下不自觉地流露出隐秘的女性视角。总之,立于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以风景切入丁玲的创作经脉是潜入其内在自我的有力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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