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站在道教史传的角度，秉循道教审美的视野与立场，来探寻葛洪和杜光庭在《神仙传》和《墉城集仙录》中所展现的“道”与“美”。
　　在绪论部分，作者运用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视角相结合的方法，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创新之处。旨在表明:葛洪和杜光庭的信仰立场决定了他们在《神仙传》与《墉城集仙录》中的审美立场和在书中“美”的显现方式。通过对这两本书的审美研究来看葛洪和杜光庭二人如何以怀着敬畏与亲近的心来描述信仰的对象;通过信仰对象“美”的显现，来看他们如何向宗教理想的延伸与靠近和宗教情感表达与宣泄，同时也展现出这两本书所承载的关于信仰光照下的“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神圣与世俗。
　　第一章是为第二章和第三章对《神仙传》与《墉城集仙录》的审美研究全面展开的铺垫，是观念的奠基，必须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具体分析展开之前。第一、二节指出在本文中《神仙传》与《墉城集仙录》以具有道教史传意义的神仙传记这样一种身份而出场，清楚的表明了，作为信仰者，葛洪和杜光庭将神仙“事迹”的一种记载纳入了“史传”的范畴，亦是对神仙及神仙世界真实性、有效性和神圣性的“实例”确认，后者还延伸到了对神仙世界的建构。第三节，阐述了关于《神仙传》和《墉城集仙录》中的主人翁们如何绽放出自身对“道”的显现方式:人对“生”的追求以及伴随“生”而来的“力”的诉求，而“美”是亦是在“生”与“力”的显现过程中而展现的。第四节通过《神仙传》和《墉城集仙录》与《搜神记》的叙事立场之比较，指出以“历史性”和“娱乐性”为目的志怪小说和以传道为目的神仙史传在叙事方式、叙事立场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便它们在叙事同一个事件、人物。第四节强调《神仙传》和《墉城集仙录》作为审美的对象，必须要以一种可见可感的“象”开显出来，只有“象”尽可能无遮蔽的开显，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创造的彼岸世界鲜活生命，“肉身成道”者才能实现信仰和审美的相互渗透。
　　第二章主要阐述葛洪《神仙传》的化“化”之美，第一个“化”指的是道的造化，而第二个“化”是指在道的造化下，人在向道修仙的过程中化生而成的诸种现象，化“化”之美通过其中各种现象的“化”而凸显。开章表明，“身”是“道”在世的表征，与“化”紧密相连，由“身”体现出的“道”的充盈之美，是人通向“道”与“美”的第一步，“身”与“道”的闇合，实现了肉身在“道”中的物我相融，是道教“道”与“美”走向互显的必然。但修仙成道却成于“身”而不役于“身”，只有通向“生”的“美”才能实现永恒，“美”贯穿于众仙在化“身”为“生”的始终，是于人性中释放神性的过程，亦是超凡入圣的过程。其次表明了“化”是由人到仙的必经之途，成仙的过程本身就是“化”的过程，“化”的发生是“道”的施发，也是“美”的体现。“形”的化是肉身成道最不可或缺的外在表现，“术”的化是对生命之“力”的追求，二者深深的体现了道教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血肉相连。最后指出:“化”贯穿于“肉身成道”的始终，“化”而“游”之，经历天地之大化，见天地之大美，逐渐褪去了凡俗的皮，在“游”的过程中进入超凡入圣之境，回归于“道”的本然。通过“游”，展现了《神仙传》中的理想境界、理想生活与理想世界。
　　显然，《神仙传》之于《墉城集仙录》的意义不仅在于时间上的开创与继承，更在于观念的奠基和传承，它所展现的、所揭示的大部分在《墉城集仙录》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所以，在第三章中，所突出、所强调的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神仙传》中尚未开显出来的，而在《墉城集仙录》中通过“墉城女仙”这一角度得到较为充分展的“道”与“美”。
　　杜光庭笔下的墉城女仙是鲜活的，生动的，既接近着“神圣”，又亲近着“世俗”，故以“灵性之美”称之。首先，通过与《神仙传》的比较，凸显了《墉城集仙录》作为第一本女仙传记较为鲜明的女性叙事意识和立场。然后，在第二节主要讲述了西王母的形象变迁及审美意蕴:西王母作为“墉城”之首，从神话到仙传，她形象的变迁过程，就是道教式的“美化”过程。在她的宗教形象上，不仅赋予了道教的“力”与“美”，还赋予了她传道者和母亲的形象，既保留了之前的神性，扬弃了兽性，蕴养了灵性，还展现了母性，既是“道”的展现亦是“美”的光辉。第三节讲述了墉城女仙的服饰之美，这是杜光庭着力刻画的对象，体现了女仙寓“美”于“道”的匠心，兼具了“道”性、秩序性和“美”的特性，也从侧面体现了杜光庭对上清女仙世界秩序的建构，也从中可以看出鲜明的女性审美特征。最后从女仙的的才情、性情及恋情等几个方面来凸显她们的神性与人性并存的一面，她们的琴棋书画、伦理善行等都是对“道”与“美”的复归，特别是仙凡恋，既是情的交流，也是“道”的敞现。墉城女仙世界强烈的折射了当时道教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张力，墉城里的美人美景将对“道”的虔诚、对“美”的欣赏、对世俗的驻足、对伦理的恪守、对才艺的追求和对“力”的展现融汇在一起，从“女仙”这一角度揭示了当时道教的发展状况和对“美”的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