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裕贞(1908-1937)和莫言(1955—)在中韩两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作品。金裕贞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进行创作,但他的作品却极大地推动了韩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尤其以短篇小说著名。金裕贞在小说中用乡土气息浓厚的语言和诙谐的笔调,塑造了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深刻反映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农民饥寒交迫、痛苦挣扎的悲惨生活,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苦难。而莫言不仅带着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气,也带着立足继承传统而又着意打破传统的“邪劲儿”,他的作品是通过中外小说艺术的融合与渗透脱胎出来的,因此具备了独特的小说风貌。莫言深情于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通过记叙故乡的故事,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完美的表现了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莫言对中国民间以及大众人民的关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词是“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而他获奖的事件,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巨大的风波,“莫言旋风”也迅速席卷中国文坛。受奖词以简洁凝练的语言概括了莫言的创作精神、艺术气质、作品风格及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位置。虽然两个作家的文学观和创作方法有所不同,但他们对美学表达方式所持的观点却非常相似,即采取美学价值的原因和创作动机具有相似性。针对这-现象,作者发现金裕贞和莫言的小说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契合与印证,狂欢化理论是比较两者最合适的理论基础。狂欢化诗学是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多年来潜心研究、精心构架的理论体系。它倡导的是一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和新的研究方法。狂欢化诗学的内容极为丰富,在文学上的突出表现在于它发现并揭示了狂欢化文学独特的艺术原则：第一、新的艺术思维—以狂欢节的眼光看世界,颠倒看,正面、反面一起看。第二、鲜明的指向性—针对高级的,权威的语言、风格、体裁等,拿他们“开涮”,动摇其绝对的权威性和等级的优越感。第三、从下层制造文学革命—以官方文化贬低的人物,如小丑、傻瓜、骗子等发挥特殊的功能。第四、独特的手法—杂交,即有意混杂不同语言、不同风格、不同文体。这种狂欢化诗学理论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生存体验,更把“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由此阐发出文学对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和价值。狂欢犹如游戏,与常规人类生活不同,在狂欢化的文学世界里,人类自由自在的语言和行为,按照理想的虚幻化的方式生活,让生命在一种既无自然束缚又无社会负重的本真状态中绽放,为其单纯的存在而存在,并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这即是狂欢的本质意义。本文采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平行研究方法,以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为理论支撑,尝试从民间的价值立场、‘狂’与‘傻’的狂欢化人物形象、粗鄙化的狂欢语言这三个方面论述金裕贞和莫言的创作默契,研究两位作品中的狂欢化的特征。本文不仅探索研究了两位作家作品中表现出的民间视角、刻画的人物及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所表现的狂欢化特征,也力求探索两者小说狂欢化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及狂欢化文学的意义。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首先对金裕贞、莫言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金裕贞、莫言作品的可比性。论述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含义以及狂欢化理论视野下的金裕贞、莫言作品的可比性。金裕贞和莫言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中,但纵观二人作品,他们恰恰是以狂欢的眼光观察世界,以非官方的文化,即破坏传统权威的同时让大众感受到解放的民间价值立场；以小丑,傻瓜等被官方文化贬低的边缘人物和与男权社会相悖离的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从民间摄取的粗鄙语言,使他们的小说具有了狂欢化风格。这些狂欢化的书写均与金裕贞、莫言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也为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比性。第三章是金裕贞、莫言小说中的狂欢化特征。主要结合二者的具体作品,对民间价值立场、人物狂欢、语言狂欢这三各方面比较狂欢化特征的具体表现。第一节是民间价值立场的观照。金裕贞的民众其创作的基石、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理念都体现了立足民间的态度。并且出现在他们的艺术世界中的主人公们总是非主流人物即边缘人物,而且以边缘人物所用的语言为单位,构成了小说的叙述,用巴赫金的理论来看,这正是狂欢化理论中的民间文化理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说明了狂欢是非官方的文化,是通过集体民众的特点,破坏传统权威的同时让大众感受到解放的快感。第二节是‘狂’与‘傻’的狂欢化的人物形象。本节将金裕贞、莫言作品中的边缘人物形象和狂欢理论进行联系去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处于正常社会之外的非常态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具有或狂、或傻、或痴的思维方式,不入常理,不合逻辑。金裕贞、莫言通过与官方社会相悖离的女性和傻子形象两种类型深入分析了狂欢人物,揭示了世界存在的另一面。狂欢人物颠覆了官方传统的“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个百相众生的狂欢化大舞台。同时,在主人公们面对生存的困难时,狂欢的方式成为了他们的生存战略。第三节是粗鄙化的狂欢语言。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比较解读金裕贞、莫言作品中的语言现象。巴赫金在认为小说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有必然关系的前提下,分析了小说和语言的作用。作者在文学作品中所用的语言,对于在压抑和黑暗的现实中生活的底层人民来说,是生活的慰藉和与现实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构建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乌托邦理想王国。第四章是金裕贞、莫言小说狂欢化特征的成因。从二者的个人体验、社会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的馈赠、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三方面分析他们形成具有狂欢化气质创作风格的原因。首先是动荡的时代背景。金裕贞生活的1930年代,韩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最严酷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被控制,民族的生存问题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而莫言在创作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政治混乱,人民吃不饱,就连自由说话的权利也几近于无,社会环境异常的沉闷和压抑。其次与从个人经历结合来看,金裕贞患上了肺结核、抑郁症等,饱受病魔的困扰,而生活也非常贫穷。而莫言小时候身体也十分弱,童年的回忆,满是饥饿与孤独。总而言之,金裕贞和莫言无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并没有去逃避困苦的现实,也没有悲观地去否定整个世界。因此他们的人生观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的世界观不谋而合。即金裕贞和莫言都通过批判现实并想要改变黑暗社会,进而刻画了狂欢化的世界。再次,他们小说中出现的狂欢化特征也受到了各自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第五章是结语。对论文进行总结概括,再次强调本论文的观点,进而阐释狂欢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思维方式的文学意义。韩国作家金裕贞和中国作家莫言在文学领域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独到的狂欢性思维反映在创作上使作品具有形式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丰富性,小说以狂欢的方式或叙事影射现代社会现象,在狂欢性原则下建立起的虚构话语世界与现实制度化的生存世界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读者提供了另类的生存体验。可以说,金裕贞和莫言作品的狂欢化特征引领了中韩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方向,对传统体制下文学人物形象塑造套路进行了深刻的修正,对制度化的语言和叙述模式也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特别是莫言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莫言的文学风格也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