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作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大家，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我是猫》《门》《从此以后》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漱石在创作初期，特别是辞去教员职位进入朝日新闻社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是以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主的，在1905年到1906年短短的一年间漱石创作了《薤露行》《琴之空音》《趣味的遗传》等多部短篇，随后结集为《漾虚集》于1906年由大仓书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时间内创作出来的这几部短篇小说却呈现出了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的风格。这些不同的创作倾向体现出漱石对文学不同的认识，同时也对其之后的小说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
　　本文将夏目漱石前期创作的不同风格的短篇小说划分为“情”和“理”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情”的范畴是为艺术的，感性的，而“理”的范畴是为人生的，理性的。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对漱石“非人情”的理念进行回顾，“非人情”是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出的概念，认为“非人情”的文学就是排除道德的文学。结合“非人情”的观念对《幻影之盾》《薤露行》进行分析，这两篇短篇同属于“情”的范畴之下，体现出漱石为“艺术”的一面，表达了漱石对纯美爱情的向往，但同时，漱石笔下的爱情又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尾。在表现的手法上，漱石常常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并且表现出对永恒的追求。
　　第二章结合《二百十日》和《野分》，探讨漱石“为人生”的一面，具体表现为漱石最为人称道的对社会的批判。在《二百十日》中围绕阿圭和阿碌充满“余裕”的谈话和登阿苏山的行为，漱石将他“余裕”的观念和社会批判这对看似对立的两面结合起来，或者说“余裕”与“非余裕”本来就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起来的。而另一部作品《野分》则是没有“余裕”的，通过对主人公白井道也的刻画展现出漱石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第三章通过《趣味的遗传》以及《琴之空音》展现出漱石对科学理性的“理”与超自然鬼怪的“情”之间的纠缠，结合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出的经典的（F+f）的文学公式，指出漱石对于超自然因素之于文学的关系是持肯定态度的，这种超自然的“幻惑”同样可以激发出读者的特殊情感，表现出漱石对于文学别样的“趣味”。最后，漱石在创作生涯初期写作的短篇小说呈现出其较为复杂的创作理念，并在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