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核心产业的金融业,其在地区间的分布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割离的联系,金融产业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分布,成为了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产业结构优化是当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了2005—2014年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就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和城市绿色经济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首先以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三者间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金融集聚、产业结构优化概念的界定作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采用LS理论模型对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间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下,从滞后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角度对金融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进行分析。其次,从经济、社会、环境和创新四维度出发,构建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0个城市的绿色经济绩效进行评价。然后,基于相关理论基础、LS理论模型以及绿色经济绩效的评价,分别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下,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并将金融集聚划分成银行业集聚、保险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实证分析三大主要金融行业的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为提升我国城市绿色经济绩效提出对策建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绿色经济绩效评价结果显示两个显著特征:第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0个城市的绿色经济呈现出显著的级差式发展趋势,且其发展趋势与当地城市的经济水平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第二,在空间演变过程中,其绿色经济绩效呈现出以上海和深圳为核心城市的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格局。(2)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视角下,金融集聚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共同对当地城市绿色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且该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效应,而滞后效应的正负、强弱均因集聚行业和滞后期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在不考虑金融集聚的滞后期时,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集聚水平分别提高1所引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会分别带来当地城市绿色经济绩效0.175、0.067和0.062的显著提升。当考虑金融集聚的滞后期时,银行业和保险业一期滞后、二期滞后和三期滞后的累积滞后效应均能够显著促进当地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但银行业的作用效果随着滞后期的延长而逐渐减弱,而保险业的作用效果却是随着滞后期的延长而加强;证券业对当地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累积滞后效应却并没有呈现稳定的趋势,证券业集聚的一期滞后和二期滞后的累积滞后效应也能够显著促进当地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但其三期滞后的累积滞后效应却会阻碍当地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3)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下,金融集聚的逐步深化会使得产业结构在整体上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协同作用,抑制当地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同时对周边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且该空间溢出效应因集聚行业的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集聚水平提高1,会协同产业结构合理化会使当地绿色经济绩效水平会相应的下降0.045、0.071、0.225,但其作用效果只有证券业的作用效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均能够对对周边城市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银行业和证券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引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显著提升外围地区的绿色经济绩效水平,而保险业则会抑制外围区域的城市绿色经济绩效。本文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研究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首先,从包含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四维度出发,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多方位评价分析。然后,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视角出发,同时引入绿色经济绩效的一期滞后值和金融集聚的滞后期值,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分析金融集聚当期值对城市绿色经济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同时研究金融集聚的滞后期值对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最后,在考虑金融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的基础上,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视角,构建经济地理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分析金融集聚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