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扩张之后,统治者需要一套制度加以规范国家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法律规范角度,探讨秦国至秦朝时期,统治者对“新地”社会的治理实况,并论及秦法与国家兴亡关系。本文共分三大问题:第一,“新地”的概念及时空范围;第二,秦王政时期对旧六国居民及少数民族的律令规定;第三,秦帝国官制在“新地”的推行及法律适用问题。第一章考析了“新地”的时空范围。“新地”从时间上看,均集中于秦统一前后;从空间上看,范围包括故楚、故燕、故齐之地。“新地”应是统一六国过程中所征服纳入之地。秦国在对外扩张中,疆域以“故徼”为界,分为“新地”与“故秦”两个区域,本质为秦国故地与新纳入地区,是一种分层式疆域观的体现。第二章、第三章考察了秦对旧六国居民与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在旧六国居民方面,国家的扩张政策由“定制”转变为“统一”,征服地迅速“秦制化”“秦人化”;在少数民族治理方面,随着新领土的获取,国家对这些少数民族实施了“强制普及”,易言之,他们直接受到秦律令、户籍、爵制的约束。第四章表明在国土急速扩张的背景之下,秦官僚制的推进对基层吏员产生了大量需求。新地吏员来源有秦故地惩罚、调任和当地培植等,另一方面,这些基层吏员受到法律严密控制,其中一些人选择“逃吏”“避为吏”的方式来对抗任职。“缺吏”“逃吏”背景下的吏员扩充也影响了职业素养,进一步恶化了与“新黔首”之间的关系。统治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在“秦社会政治范式”（异质要素均质化）基础上的统一国家,其希冀通过法律强力来消除“新地”差异性,但这种治理方式并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激化了两者矛盾,秦朝末期地方治理一直陷于叛乱与反抗的漩涡之中,或暗示了其二世而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