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主要探讨抗战初期的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出于对抗战救亡的真切关怀,对于耶稣的救国形象进行各种阐发。他们解读的耶稣救国形象都源自《圣经》,而解读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尽管起点和目的相似,他们所建构的耶稣救国形象却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耶稣形象背后,代表了不同的救国观点与救国行为取向。抗战初期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基督教内部也在危机氛围中,受到多方面舆论影响。一方面是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影响下,基督教内部掀起救国主义热潮,迫使基督教必须适应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抵抗”政策的恶劣影响,促使基督教必须对传统的“和平主义”做出合理化解释。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出于对国难的焦虑,以及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迫切需要在舆论界做出回应。他们要解决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如何起作用,以及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民族复兴思潮大环境中实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等问题。在上述问题的观点及方法上,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同见解,因而对于基督教信仰核心——耶稣的解读发生了分歧。本文从民族的救主、烈火中的革命者和为信念而牺牲的烈士三个方向,分类阐述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所呈现的耶稣救国形象。从这三类耶稣救国形象的解读中,可以看到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对耶稣革命形象的重塑,以及对耶稣唯爱形象的突破。这些在中国特殊处境中建构的耶稣救国形象,体现了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抗战救亡的热切关怀,更是基督教在中国特殊历史社会环境下的自我调适,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在这些耶稣救国形象的指引下,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将救国意识付诸实践,并采取种种救国行动。而这些行动的重心随着日益严峻的国难,逐渐发生转移,从主张非武力社会救亡逐渐过度到支持革命抗战。这个改变过程是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信仰与国难的挣扎中,逐渐确定抗战正义性的过程,也是中国化解读的耶稣救国形象在现实中得到实践的过程。通过分析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形象极大的适应性以及被解读的可能性;也可以从中窥见,根据信仰者所处的历史背景、思想氛围不同,他们所理解以及所呈现的信仰对象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