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及其有效性的发挥，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环节，因此一直是货币政策当局及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真正意义上引入中介目标是在1996年，以采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为标志。在这之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基本依靠现金投放和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调控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货币政策中介的含义存在根本区别。此后历经国内理论界的推介和呼吁，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失控局面的冲击，原有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不足愈发明显，迫使央行当局从理论上不承认、政策上不采纳转而不得不面对金融市场逐步深化的事实，在新的金融环境下寻找新的总量调控手段，开始在内部尝试货币供应量目标。1993年，首次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并于1996年起采用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标志着我国开始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8年，随着信贷规模控制遭到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更是无可争议。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已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被看作是货币政策取向的风向标。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实际增长率与货币当局的目标值之间存在偏差；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不强和相关性不足。特别是近年来，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央行频繁使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但经济膨胀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究竟选择哪个指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分析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有效性降低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2000年-2008年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力图对上诉问题作一探讨，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和启示，并结合我国实际，对如何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遵循以上思路，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首先对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金融状况以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作了背景性的介绍，提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受到的挑战。此外，引言部分还对本文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了概述。　　 第二部分为全文的第一章，对有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及各国中介目标的实践进行了综述。首先强调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简要介绍中介目标有效性的内涵；其次，为了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做出理性的研究，介绍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理论，既包括经典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的理论，也包括以通货膨胀目标制及以汇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此外，对国内外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最后，回顾了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及中国在内的国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践的历史进程，并分析了各国在各个阶段中介目标选择的历史背景及中介目标转变的原因。　　 第三部分为全文的重点，根据2000年1月——2008年9月的季度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货币供应量、利率、贷款、汇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了定量分析，采用的计量方法包括：单位根检验(ADF)、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RF)、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贡献率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的结论：利率类变量、汇率类变量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还不具有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能力。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各层次货币供应量都可以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其中以M1、M2的效果最好，对GDP的影响最大。　　 第四部分为定性研究，对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虽然就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来看，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中介目标的较优选择，但随着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性逐渐减弱，必须找出提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途径和方法。　　 最后一部分为政策性建议，结合中国实际既提出了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有效性的方法，又指出在长期内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的必然性，并提出了实施利率中介目标所需的市场环境和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