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公众与外交的互动加速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推动了外交的民主化，促成了政府外交和国民外交两大外交主体并存的局面。国民外交的历史主题有二，即救亡与启蒙。救亡唤起了启蒙，救亡意识首先存在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这些知识精英充当国民外交的“先知”，担负起国民外交启蒙的历史重任，向一般民众灌输“国民外交常识”，从而在北洋政府时期形成强大的国民外交思潮，把中国带入了“国民外交的新时代”。 　　外交官与公众的关系因双方外交信息的不对称，使两者在外交上形成良性的互动困难重重。在北洋政府时期，公众主要是通过报刊、电文等有限的媒体资源了解外交信息，而外交官作为外交的“信息源”，是外交信息的实际“把关人”，即他们决定着向公众所透露的外交信息内容，因此，外交官与公众的互动，实质上就取决于外交官的“道德人格”之高低，外交官是“为公”，还是“为私”，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对公众掌握的外交信息的真实性有关键性的影响。此外，北洋时期外交与内政的频繁互动，增强了外交在外交官、公众与外交三者互动关系上的重要性。换言之，有时是“外交”制约着外交官与公众的关系，因为“外交”是另一种“内政”，外交官与公众的关系既然由“内政”来制约，那么与“内政”紧密相联的“外交”也反过来约束着外交官与公众的关系。 　　1920年代后期，政党的介入使国民外交的救亡与启蒙性质发生蜕变，造成了国民外交公共性的缺失，国民外交有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之危险，国民外交的救亡与启蒙遂发生裂变，国民外交的启蒙意识让位于救亡意识，救亡意识愈是强烈，内政对外交的影响就愈大，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最后，北洋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外交，即地方外交和中央外交，而国民外交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当然，这种缓解的力度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在南北政权分立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对于外交的权力归属是存在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