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如果直接运用，AMSZ准则，有可能导致误判。在制度变革(它很可能会影响资本回报和投资)经常发生的转轨期，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投资大于资本回报的确发生了，但导致其发生的原因，并不是(或不全是)资本过度积累，而是制度或资源配置层次上的低效率。 一个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动态效率研究框架，来自于对已有研究的几个修正或延伸：第一，更准确计算的中国投资和资本回报数据；第二，动态效率概念的拓展：某种制度的无效或低效，也是经济体的一种动态无效；第三，基于拓展的动态效率概念，通过确认制度改革对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以识别制度低效层次的动态无效的存在，以弱化资本过度积累的动态无效的存在；第四，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最优储蓄率进行理论研究，从理论上解释数据和实证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即使不考虑制度低效对资本回报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存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动态无效率的结论也难以显著的成立；第二，制度变革对资本回报率的显著提升表明，中国经济由制度低效所导致的(广义)动态无效，是广泛存在的；第三，在考虑到制度低效等对资本回报的影响后，中国不存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动态无效的结论将更显著地成立；第四，改革中社会保障机制等制度改革的滞后，使得当前的储蓄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高成分，中国存在因此而进入一种资本过度积累的动态无效率发展路径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