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早期高消耗、高污染与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却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恰恰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最为突出的阶段。虽然我国一直在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同时,把生态文明的地位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主张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逐步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因考虑到全球疫情与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这也体现出了我国已适度淡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更加强调经济质量。此外,《报告》强调应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涉及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等方面,这就需要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并合理利用多种规制方式,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规制无疑对治污减排具有积极影响,但却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这就要求尽最大可能降低环境规制的负面作用,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观点,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更没有达成一致看法。揭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各个维度的具体影响,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规制体系,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在对相关国内外文献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增长质量与环境规制相关理论,界定本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利用环境规制的供需均衡模型与最优规制政策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动因与目标、并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持续性与开放性五个维度剖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其次,结合经济发展背景和环境规制立法与机构情况,系统梳理我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演进,并将其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环境规制逐步加强（1978-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环境规制快速发展（1992-2001年）、21世纪以来环境规制不断完善（2002-2011年）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全面提升（2012-至今）四个阶段,结合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总结环境规制的主要特征,即环境规制的强度总体增加、理念逐渐转变与方式更加多元,并揭示环境规制存在的问题,即多元目标存在冲突、规制方式存在非对称性、“一刀切”现象仍然存在、职能交叉与权责不清和环境风险防范有待加强。再次,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2-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测度,并依据测度结果从省级、区域与全国层面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及其五个维度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动态比较分析。然后,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效率、结构、稳定性、持续性与开放性五个维度影响的实证检验,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地区异质性检验。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从破除环境规制困境、实现多元共治,创新环境规制方式、优化市场化与公众参与机制,禁止“一刀切”政策、探索差异化规制,明确环境责任、规范权力运行,提升风险预警能力、构建智慧化环境规制体系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为:（1）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现倒“U”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但是若规制过度则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为实现二者双赢,需要在环境规制的方式上进行创新与调整,优化市场化与公众参与机制。（2）分维度而言,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效率、持续性与开放性三个维度。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虽然在效率层面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但成本效应使经济增长效率大幅下滑;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持续性与开放性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经过计算环境规制位于拐点左侧,即当前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开放性具有积极影响,企业在环境规制下为达到节能减排标准,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污染治理技术并创新生产方式,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能力,此外,环境规制的适度增强也有助于提高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对出口贸易具有正面影响;而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结构与稳定性则并无显著影响。（3）分区域而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各维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现倒“U”型,经过计算环境规制位于拐点左侧,即当前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雄厚,加之其具有相对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与较高的环境标准,若一味增加环境规制强度,政策的束缚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增长多以粗放型为主,特别是西部地区要更大程度承担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任,导致生态环境脆弱,污染问题严重。环境规制的实施恰好能够淘汰不达标落后企业,倒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激发创新动力与潜力,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面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制定与调整环境规制政策,探索差异化规制。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视角创新。现有文献在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上,多从数量上研究,缺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第二,方法创新。虽然已有一些学者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但都是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对外贸易等某一具体角度入手,或以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具有片面性与局限性。若选择一些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多数学者采用经典主成分分析法。而本文将时序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更具有全面性。在实证检验中,加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并考虑到各地经济增长质量是渐进调整与连续动态的,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各个维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第三,理论创新。部分文献在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上,区分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但缺乏对质量的深度剖析。本文突破“遵循成本说”与“创新补偿说”,从五个维度深入剖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此外,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不同环境规制方式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差异,而本文在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中尚未加以区分,未来将进一步搜集各类环境规制相关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