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对世界批评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其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新批评中的“细读法”,如今已成为分析文本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进行研究。从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概况；新批评的本土化特色；国人对新批评的误读及克服方法三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对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概况进行梳理。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两个小高潮,一个大高潮和一个低潮。两个小高潮分别为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和90年代至今,大高潮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低潮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新批评的接受呈现出波浪线式的发展模式。在两个小高潮和一个大高潮期,新批评经历了学者零散译介、理论家系统整理、批评者应用实践的发展过程；在低潮期主要是被作为批判的对象。第二部分,新批评的本土化。重点分析本土化的概念、表现、意义三个方面。新批评的本土化是中国古典文评与新批评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叶公超、袁可嘉、朱自清、钱锺书、叶嘉莹等人是新批评本土化的主要参与者。叶公超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新诗的具体写法及批评；袁可嘉的主要贡献是“最大量的意识形态”和“新诗戏剧化”理论的提出；朱自清的主要贡献是借鉴新批评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的批评；钱锺书的主要贡献是“阐释之循环说”的提出和对新批评中关于语法理论的重新考订；叶嘉莹的主要贡献是诗歌批评中“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提出。通过对上述新批评本土化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理论贡献的分析,可以发现新批评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传统的批评方法和批评主体的个性的参与；新批评的本土化对中国现代诗论的建构和传统诗文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三部分,误读问题及克服方法。概念的混淆及创新性的缺乏是新批评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它们能否被解决关系到新批评在中国未来的命运。为此,国内学人在研究新批评时不仅应该辨清新批评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而且应该重视本土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