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公民意识愈加彰显的背景下，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项国际共识，社会责任行为也已经成为企业口碑和竞争力的象征。为进一步融入世界，全面深化改革，我国也日益重视并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军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关键性支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它能否响应党和政府的要求，满足社会公众的期待而履行好社会责任，既关系到自身的成长，又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因此，从理论上研究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进行责任内容模型建构，进而探究军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效果评价机制，以及从实践上探讨当前我国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现状，找出问题及成因，考察国外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情况，挖掘其经验与启示，最后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构建现阶段我国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实现路径，就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企业在其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等过程中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认为，企业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应当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军工企业基本上属于国有企业中的央企，具有强政治性、高保密性、国家垄断性和高风险性的特征，因此其社会责任内容有别于一般的企业及其他国有企业。根据军工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地位，可以将它的社会责任大体上分为六大部分，即公共服务(国防建设)责任、价值创造责任、安全生产责任、社会政治责任、社会建设责任以及生态环境责任，其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包含在上述六大责任内容之中，由此构成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边界复合模型。
　　军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包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和外源性动力机制。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企业与社会观的认识、提升内质外形建设的需要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需要等构成了军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生性动力，弥补社会治理双重失灵的要求、迎合国际企业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满足国内社会的要求和期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等构成了军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源性动力。在动力机制的推动下，军工企业可以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双层三元”实现机制：“双层”即微观和宏观，“三元”即政府、社会和军工企业，微观上军工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各项建设，宏观上政府和社会对之予以支持和推动，进而形成有效的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
　　对推进社会责任的效果进行评价是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构建的一项关键内容。根据军工企业的特点、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文章构建了军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该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包括三级指标：根据军工企业的六大责任内容确定一级指标，根据利益相关者对军工企业的影响及军工企业本身特点确定二级指标，作为最终衡量指标三级指标则是对二级指标的细化。对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应当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评价结果应当运用到改进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实践以及军工企业的绩效评价上。
　　在实践层面上，我国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经历了萌芽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转型深化阶段。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不甚发达的公民社会、军工企业自身的封闭性以及其在发展战略、人才上的缺陷等，导致我国军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存在诸多问题。不过，虽有不足，难掩成绩。现阶段我国军工企业在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实践、社会责任绩效和社会责任环境等方面都取得了值得称道的进步，中航工业集团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职案例提供了相关视角。
　　国外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政府和军工企业内部建立起了社会责任管理机制，国际组织、发达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相继推出了关于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则、约定以及标准，还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绩效衡量模型，如道琼斯社会指数、KLD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的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的经验是把社会责任融入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和发展战略，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机构，酌情采用社会责任考核指标体系，积极进行社会责任投资，加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引导和管理等。现阶段，我国政府、社会及军工企业自身应当积极借鉴上述经验，加以学习。
　　最后，在当前国情下，军工企业应当基于理论和实践经验，从军工企业自身和外部的政府、社会两个层面来进行具体的社会责任建设。军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部路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和谐优秀的军工企业文化，培育军工企业及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完善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治理体制，切实保障产品质量及安全生产，持续推进生态环保工程；外部路径是渲染崇尚责任的社会文化氛围，界定明晰的军工企业产权制度，营造良性的军工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与法制环境，健全多元的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体制，构建科学的军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