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下江镇的平寨,有90多位老人,平均72岁,即是平寨传统社会的基础力量,也是平寨老年型社区的基础力量；老人们即经历了一穷二白、艰苦奋斗的生活岁月,也走进了美好的新时代,只是临近的夕阳红并没有让他们可以轻松地享受晚年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性的追求更多的表现为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于是父代开始逐渐将权威让度给拥有经济实力的子代,越来越迁就子女的安排,比如养老时居住状态和供养方式,都是循着有利子女外出务工为要的路线来做合理的安排。这也就引起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秩序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以子代为要的因素越来越显示强大的力量,引领秩序的变动、运转。社会养老已经成为当今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的重要补充,客观上平寨的老年人也出现了对社会养老的需求。但平寨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我养崽,崽养我”是代际间最基本的互惠法则,当前的老人不会真的选择进养老院生活,那样会“没面子”。就是年轻人预想的养老,首先是要跟儿子过,其次是自己老了单过,顶多买点社会养老保险什么的,进养老院是行不通的。人口流动带给平寨最大的成绩当然是经济收入的快速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但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人口流动也为平寨老年人的养老带来了诸多的难题,子女的流出,使得老年人的照料受到很大影响；子女因务工带来的收入改变父母与子女的家庭地位,老人权威随之下降,渐渐失去了对家庭的主导权,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变化；子女常年外出务工,家里农活又全部落在老人的肩上,同时还要照顾孙崽。子女对父母的孝是不用怀疑的,不养老人一直未在平寨发生过,而养却没有真正的实现,无论对子女还是老人,子女既没有在老人身边照料,老人也没有休息下来颐养天年。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可秩序所规范的子女对父母的孝与子女对父母的养却因人口流动与代际关系变化而出现了失衡。如果子女能够借助社会养老的功能,转移必须对父母的照料,这一失衡会很快平复,但却可以引起家庭养老秩序的变化。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并没有在平寨发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是由建立在代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孝文化来规范、运行的。血亲价值构成的代际关系永恒性的表达着：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一对互等的孝行。尽管平寨的子代长期的外出务工,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寨子里,回到父母的身边。平寨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封闭的,尽管不时有外来文化的元素进入平寨人的生活,但并没能改变寨民“儿子养老”的固执观念。建构孝文化的代际关系基础不被改变,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就会稳定地运行着。平寨当前所形成的孝与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遵守单系偏重的互惠和内化了的传统习惯,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抚养与赡养的反馈模式,并据此规范、处理着孝与养的各种问题。孝文化依然是平寨的道德传统,“我养崽,崽养我”是孝文化最朴素的观念认识；“寨子从来没发生过不养老的事”是孝文化最朴素的实践认识。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年轻人逐渐认识到了养——无论是对子女还是对老人——已经不再是单纯地给口饭吃,平寨的养也朝向“生活照料、经济支持、精神慰藉”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着。在平寨的家庭养老秩序中,父母与子女是秩序的主体,父母对子女的抚育,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由血亲为基础构成的父母对子女抚育的亲子关系,嬗变为子女成年后对衰老的父母赡养的孝养关系,这正是代际互惠的反馈模式,成为建立在亲子关系和道德伦理之上的主体行为。那么,为保证主体行为符合养老秩序的安排与运行,家庭财产继承与养老责任的单系偏重、入土为安与儿女双全的内在习惯,则构成了社会主体的行为机制,保证着孝与养有序的运转着。正是在这套严密的秩序下,平寨的家庭养老尽管遇到了人口流动与代际关系的冲击,却没有让位于社会养老,客观上还有三个条件支撑着这个秩序稳定的运行着：第一,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根本的需求是要保证老人“老有所养”。平寨人因为观念上的固执和经济能力的限制,仍然追求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应该引起国家政策制订的重视。第二,视乡土为生命根本的平寨人,外出务工并不是一辈子的生活轨迹,最终还是要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走完这一生。第三,随着整个贵州大环境的变化,以旅游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已经淡化了的侗族传统文化重新找到了复原的力量。传统的家庭养老秩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应该是加强主体行为及行为机制的稳定与运行,而不是打破主体互动的关系去建立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