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太湖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在其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目前,对崧泽文化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分期研究,涉及到的器物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分期断代的器物类型排比上,单以某种器物为切入点的研究较少。目前,尚未有人对崧泽文化陶豆做过专题研究,而目前崧泽文化出土的完整陶豆多见于墓葬材料,因此,本文选取崧泽文化墓葬中的陶豆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探索性。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崧泽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目前见于报告的崧泽文化遗址共有60余处,本文通过查阅各遗址发掘清理情况,选取了其中地层情况完好,墓葬数量较多,叠压关系明确的典型遗址作为本文的研究范围,另外,鉴于目前学术界对陶豆类器形定名情况的不一致,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文章将器宽明显大于器高的器形归入圈足盘,将圈足上下基本同宽或圈足上段大于下段的器形归入陶簋,即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器高大于等于器宽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喇叭形圈足的器形,明确了本文研究的陶豆形制。以南河浜遗址为标尺,归纳总结各期段陶豆的形制特点和装饰风格,并结合其他主要遗址的陶豆出土情况,与南河浜遗址各期陶豆进行比对,找出各遗址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并对崧泽文化时期各阶段陶豆的具体形制以及装饰风格有一个宏观的了解。文章第三部分是通过筛选,对崧泽文化各遗址出土的完整或可修复完整的三百余件陶豆进行了类型学研究。首先根据其豆盘的形态,可将其分为钵形豆、盘形豆、碟形豆和罐形豆四大型。钵形豆一般为敛口或直口,皆弧腹。盘形豆一般为敝口斜折腹,口沿有外敞和内勾的。碟形豆豆盘都很浅,斜直腹。罐形豆豆盘部分为束口罐形。再根据豆把的形态划分亚型,可分为喇叭形圈足、分段式圈足、束腰式豆把和矮喇叭形圈足。通过分型分式发现崧泽文化时期陶豆形制及装饰风格的逻辑演变规律。同时结合各阶段出土陶豆的形制特点和装饰风格,阐述崧泽文化时期陶豆的发展演变规律。细高把盘形豆是崧泽文化陶豆的主要形态。早期豆盘大而浅,多见折腹形态；晚期豆盘的直径缩小,折腹程度逐渐变小,趋于弧腹,斜腹较深。细把豆主要有两种豆把,早期多为束腰式,晚期出现分段式。束腰式豆把的发展规律为,早期为自上而下,线条流畅的喇叭形细高把,逐渐豆把部分加长,束腰明显,束腰处转折线条生硬。晚期,豆把部分变粗,加长,束腰处线条柔和。分段式豆把的发展规律为,早期豆把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较发达,呈凸鼓状,以后第一段逐渐退化,而最终消失,成为两段式的豆把。最后演变成不分段的喇叭形豆把。喇叭形圈足贯穿了崧泽文化的早晚期,主要有高喇叭形圈足和矮喇叭形圈足两类,中晚期皆出现了分级现象。装饰风格变化较为明显,早期,其总体风格仍有马家浜文化的遗风,装饰相对单一,常为弦、棱纹与镂孔的组合,弦棱与镂孔相互间隔,层叠施加,镂孔形状有圆形、三角形、矩形、长条形。中期流行在束腰形豆把上饰对角三角形的装饰纹样,以弦纹带隔开。中晚期,开始流行圆形、弧边三角形组合纹样,并迅速成为时代主流极盛一时。另外,通过与江淮地区、皖江地区、宁绍平原同时期文化出土陶豆的简单对比,发现其装饰风格和形制的相似点,推测崧泽文化时期与周边文化是存在密切的交往互动关系。最后一部分,统计各时期墓葬的陶豆出土情况,发现随葬陶豆墓葬数量的增加,体现了它在随葬器物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通过对出土陶豆墓葬的墓主性别、年龄的统计,以及不同等级墓葬的陶豆出土数量,探索崧泽文化时期随葬陶器所反映社会群体的差异性,等级越高,随葬数量越多,随葬陶器的数量是墓主人生前财富的象征。另通过对墓葬中形制较为特殊的陶豆的分析,推测陶豆在发展过程中从实用器到祭祀随葬明器的功能性变更。以上研究,不仅对崧泽文化陶豆的发展演变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而且根据其在不同等级墓葬中的出土情况,证明了陶豆在史前社会以及随葬陶器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方法也为其他器物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