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至2020年,中国法学历经峰谷大步前行,无论在自身学科体系构建还是对社会法治实践的贡献上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法学在各学科分支开展及完成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运动后,对法学基础理论本身的正当性进行反思成为当下中国法理学研究的重大任务。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否有成长性是否能构筑成智识大厦,往往取决于其基础理论的科学建构。本文试图重申中国法学的民族性危机,揭示法学的科学性危机,进而探究中国主流法学理论对于基础理论研究所持的态度及处理方式,得出了法教义学实质上坚持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基础理论,社科法学则抛弃了基础理论,近二十年以来的二者之争是混乱且实际意义不大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派由于没有把握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正的精髓、过于简单处理基础理论而很快走向了实用主义。受“西方法学范式”影响,中国法学的基础理论总体上是将各个西方法学基础理论的集合不加质疑、不予批判地视为其基础理论。本文对西方法学基础理论进行正当化前提的“祛魅”,呼吁中国法学自主思考,并提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法学提供的知识产品能够获得知识界其他同行的认可、能够提出一般的社会理论的路径构想,即通过微观法学基础理论、中观法学基础理论以及宏观法学基础理论“三位一体”的视角获得对“法”和“法律”的本体论认识。除绪论和结语外,文章分为四部分。以下是每部分的具体内容:第一部分意在从学科意义上阐明中国法学发展面临的双重危机。从中国法学与域外法学之关系上表现为民族性危机,大规模法律移植运动后中国法学需要整体性的自主觉醒,深刻广泛地从中国发展经验的事实研究法律。从法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系上则表现为科学性危机,主要包括法学学科性质的争议,法学的任务和分工以及法学基础理论在认识论上的不足。第二部分旨在对我国主流法学理论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需要说明,法教义学派坚持了两种根本性矛盾的基础理论,社科法学派则抛弃了基础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法学过于简单处理基础理论停留表面无深究而影响甚小,三种理论都不能构建科学的法学基础理论。第三部分意图探讨西方主流法学理论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所持的态度及处理方式。自然法学派的基础理论逻辑起点和论证过程经不起客观事实检验,与之相对的实证主义法学派抛弃价值认识构建了实用主义理论基础,以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为主的社科法学派则是在方法论上翻花样,忽视基础理论的构建。第四部分则试图描绘科学的法学基础理论图景。解放法学研究思想必须强调法学研究二分为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工程研究,前者揭示存在和规律,后者建构制度和机制。基础理论研究则属于法学理论研究,科学的法学基础理论应当从法学的微观层次、法学的中观层次及法学的宏观层次“三位一体”地揭示“法”和“法律”的存在和规律,全面且立体地形成法的本体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