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博士论文基于“着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两个目标,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研究主线,重点进行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非均等程度的数量测度、以及均等化目标下财政转移支付分配的制度优化研究。相对于既有文献,本篇论文在技术处理、模型构建和制度评估上都有进一步的创新。本篇论文一共有八章共五部分实证章节组成。五章实证研究相继阐述了“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章实证研究通过分别构建了一般静态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相关支出的经济社会效应传导机制,并利用中国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如果在合理规制宏观税负的基础上,真实地起到增加就业、支撑技术创新外溢、并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则会在长期内持续地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管制的主导影响下,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不仅能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还将持续、有效地改善环境质量、增加居民福利。本章研究为大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研究进行了理论统领。第二章实证研究使用了“成本差异折算”调整和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数量测度了中国省际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程度。分析发现：中国区域间和省际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无论是在资金投入、生产供给效率还是受益分享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剔除了真实物价水平和生产成本波动后,部分地区公共服务的真实投入不升反降,严重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分析认为,政府应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长效保障机制,尽快退出属于市场机制领域的经济建设性项目,将支出结构更多向诸如教育、医疗、环境、社保、住房等民生性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加快优势公共资源向贫困和落后地区倾斜；创新人才引进工资机制和人才跨区域流动机制,统筹管理并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从管理体制和政策实施等多方面保障弱势群体和农村居民拥有公平享用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第三章实证研究主要构建了一项分权的自然实验,研究了中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供给非均等的影响。结论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的制度构架相互嵌入,导致地方政府纵向和横向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在拥有更大的经济决策和财政行政管理权后,基层政府更倾向使用增加的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而忽略对民生性基本公共服务的足额供给。由于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效应,“轻民生、重基建”的支出倾向在贫困落后地区更加明显。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应适当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经济事务决策权和财政事务管理权,改变长期以来基层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现状,鼓励基层自主发展经济的激励,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打下坚实的财力基础。更需要改变以“GDP”为考核重心的政治晋升激励机制,在晋升考评体系中更多地关注诸如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性公共事务的完成进度和质量指标,构建真正以满足居民需求为主的晋升评价机制。第四章实证研究利用边际受益分配技术和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在供给均等化的目标下,从动态和增量的角度评估了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配置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的专项转移支付和具有专项特征的部分一般性财力转移支付,在分配模式上都呈现出“亲富”特征。由于分配公式中主要考虑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经济支出责任缺口弥补等因素,使得一般性财力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产生了显著不利影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间竞相降低财政努力、增加财政供养人员并提高管理人员工资,以期在下一个年度造成更大的财力缺口获得转移支付。应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激励生产单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体做法是,改变主要以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经济支出责任弥补为主要因素的分配方式,建立真实反映有效需求的统一的公共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并据此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设计。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机制,减少非制度性因素对上级政府甄别专项转移支付分配对象的影响。第五章实证研究同样以“省直管县”分权的自然实验为基础,依据分权的典型案例,分析了扭转转移支付“亲富”特征的制度优化路径。研究发现,下放基层政府经济自主决策权,提高基层政府的财政地位,顺畅基层政府诉求传达通道,是改变贫困地区获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过程中劣势地位的有效手段。因此,地区内部需要打破城乡分割治理藩篱,赋予基层政府和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平等的财政地位。在财政事务管理上,将县级政府培养成与市级政府平等的财政主体,减少地市级政府对基层财政的“截留”和“盘剥”,顺畅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传递财政信息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