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重启的WTO渔业补贴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其中禁止对IUU捕捞的补贴得到了WTO成员的广泛认同,但在IUU捕捞的认定、补贴禁令的执行以及如何处理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争议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方面尚存在分歧。本文对IUU捕捞补贴禁令的有关重要事项进行了分析,建议在未来的协定中明确引用FAO《打击IUU捕捞国际行动计划》的定义;沿海国、船旗国、RFMO/A、港口国、补贴国按国际法可对IUU捕捞进行认定,但在认定方与补贴国不一致时应设定一个由补贴国的确认或核实的程序;补贴禁令的实施应按照“补贴谁、取消谁”的原则实施,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IUU捕捞的严重性,且应规定不当IUU捕捞认定触发的补贴禁令对船舶造成损害的救济问题;在关于如何建立IUU捕捞补贴禁令仍存在诸多具体事项上的分歧,包括认定IUU捕捞的主体和程序、补贴禁令的执行以及相关的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争端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争端解决机制中关于IUU捕捞补贴禁令的问题等。WTO渔业补贴谈判未能如期在2019年底达成协议,2020年的谈判因COVID-19疫情影响而延迟,成员间将达成怎样的IUU捕捞补贴禁令尚不确定。我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捕捞产量大国,2018年海洋捕捞产量占全球的15%,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捕捞船队,2019年海洋捕捞机动渔船14.7万艘。基于我国海洋捕捞产业规模大的这一因素,我国渔业补贴难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本文梳理了WTO渔业谈判所涉IUU捕捞补贴禁令的相关重要事项,就谈判各方的相关观点或提案进行分析和讨论,并为谈判和我国实施IUU捕捞补贴禁令提出相关建议,坚定维护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此外建议我国为坚定维护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应进一步加强取消从事IUU捕捞活动的补贴,尽快修改《渔业法》完善打击IUU捕捞条款,并尽早加入《港口国措施协定》。渔业补贴谈判是WTO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首个谈判,也是被寄予厚望的WTO下多边规则谈判。毋容置疑,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渔业补贴协议将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重要贡献,并有助于全球渔业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然而,尽管各成员方对谈判的目标高度一致,但鉴于渔业补贴纪律涉及的具体问题至今仍存在诸多分歧,加上COVID-19疫情的影响,何时能达成能被普遍接受的协定目前尚不得而知。全球渔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国家之间在渔业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管理制度和管理能力的差异是阻碍渔业补贴纪律达成的关键因素。IUU捕捞补贴禁令相对于捕捞能力过剩和过度捕捞补贴禁令更容易达成共识,但也存在本文所分析的诸多事项上的分歧和不确定。禁令的达成必须建立在谈判各方本着务实的精神、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必须客观对待和顾忌到渔业和成员各自管理制度和能力之间的实际差异。但无论最终达成的禁令结果如何,都将为全球治理IUU捕捞提供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