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出了“走出去”战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迅猛增长,并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愈发重要的位置。2013年中国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后,在我国进行OFDI的众多国家中沿线国家的地位更加突出。未来“一带一路”政策将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和贡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得到更好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中国和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除了市场规模等传统影响因素外,近年来许多文献研究了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且由于沿线国家的历史背景、经济政治环境等存在较大不同,制度成为了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使用了2005至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两种不同的制度距离,即管制性制度距离和规范性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作用,及根据不同的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紧密度、制度质量水平进行分样本检验。本文可能的创造性在于研究了规范性制度距离和管制性制度距离对我国在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将沿线国家根据不同的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紧密度、制度质量水平进行分样本检验,以及检验了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得到更具体、有针对性的结论。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的影响、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三方面展开,并加以评述。然后本文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包括制度的相关概念和分类、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以及从两种制度距离角度分析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接着使用述性统计来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包括对世界整体的OFDI现状和对沿线国家的OFDI现状,并构建制度距离指标以及呈现沿线国家制度距离现状。然后进行实证分析,使用LLC等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样本和分样本分别进行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最后使用指标替换、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为结论及针对性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较近的综合制度距离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其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流向沿线的规范性制度距离更近的国家,管制性制度距离因素的作用不显著;更进一步,东道国的话语权和腐败控制距离是核心子因素。在不同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紧密度、制度质量水平的分样本区域,两种制度距离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欧洲,我国企业倾向于投资管制性制度距离较近的东道国,而在亚洲,更近的规范性制度距离促进我国对东道国进行OFDI;在发展中国家或投资紧密度较大的国家,我国企业倾向于投资规范性制度距离更近的国家;在沿线管制性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我国企业偏好规范性制度距离更近的国家,且管制性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U”型作用,即当管制性制度距离超过固定值后,我国企业倾向于投资管制性制度距离更大的东道国。传统的影响因素,包括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通胀率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