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长期以来,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从2011年起,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显著下降,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工资也逐年提升,我国的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来源于居民储蓄和企业的资本有限,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资源错配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需要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我国面临着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同样是创新的主力军。企业需要带头进行创新活动,提高自身的乃至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频繁调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大幅提升。为了帮助企业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政府向部分企业提供了隐性担保,帮助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并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积极的信号,在这些隐性担保的合力下,企业的创新同样会受到影响。本文结合我国的国情,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隐性担保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进行综合衡量。首先利用实物期权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分析了企业创新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隐性担保如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然后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基于Baker等学者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和政府补助两个维度进行度量,分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最后按照专利类型和企业规模的不同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第一,企业创新产出、创新投入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从创新的探索性、企业的逐利性、企业间合作以及增长期权的角度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第二,政府隐性担保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创新规模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拥有更多政府隐性担保的企业所受到的创新激励作用越大,创新规模也越大。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对于发明专利的产出和非发明专利的产出均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并且对于发明专利产出的激励作用更大。第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大企业的创新规模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政府隐性担保对于小规模企业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实证结果出发分别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企业自身的管理提出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