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基因编辑已进入临床时代,引起了伦理和法律届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生殖系基因编辑,应否以及如何利用刑法规制,已成为我国理论研究的热点前沿。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擅自运用临床,将会引起人类基因池的污染,同时临床适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尚未得到验证。目前我国主要以行政法规规范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其存在效力等级低,惩罚力度不足,监管不到位等情形;同时,我国刑法尚无相关特定罪名。然而,滥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具有高度危险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被国际社会上普遍认可,因此完全有必要纳入我国刑法规制的范围。不过,滥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涉及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医疗事故罪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但这些罪名,因其适用面的特定性,导致其有效性明显不足。域外刑法已采取含特定罪行等多种不同规制模式,将滥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行为入罪;多数国家刑法将其认定为行为犯而不是实害犯,且为行为犯中的举动犯,入罪无需证明危险状态。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是科技新事物,制度上需谨慎态度对待;刑法规制不能因噎废食,力求做到干预有度,明确入罪的门槛,既保障合法基因编辑研究,也坚决惩治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行为;同时坚持以预防为主,设置合理的刑罚标准。针对我国刑法,增设专门罪名来规制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滥用行为,这或许是上策。不过,我国刑法分则体系及其所含罪名已趋于完善,不宜通过增设一条或一类罪名,惩治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滥用行为;可以在刑法第234条中增设一款,将其拟制为故意伤害行为,或在刑法第115条中增设新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新的危害方法,由此予以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