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同步推进厕所革命这项具体工作,努力补齐短板,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当前,随着我国厕所革命三年行动方案顺利实施完成,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宜居,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但是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改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式主义问题。本文运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甘肃省两个村庄“厕所革命”政策执行的“共谋”实践为案例,确定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执行中的“共谋行为”为研究对象,围绕“农村‘厕所革命’政策执行中缘何出现‘共谋行为’”这一核心议题,对乡村场域内“共谋行为”的发生缘由进行分析与解读。具体而言,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动机驱动下,政策执行的多元行动者选择“共谋”手段完成政策目标;作为限制性因素,政策执行条件反向助推行动者采用“共谋”手段完成政策执行;乡土社会中长久以来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和乡土规范在无形中为“共谋”提供了生存空间;作为异化目标,层层加码之下清晰明确且硬性的数字指标则不断引导着“共谋行为”的发生。最终,在多元因素的耦合作用下,农村“厕所革命”政策以“共谋”方式实现落地。最后,本文认为,发生于乡土社会的“共谋行为”有着区别于政府内部“共谋现象”的明显特征。因此,必须全面客观地认识政策执行中“共谋行为”对村庄和基层政府产生的影响,在看到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关注其产生的正面政策效果。未来,可考虑从行动者主体责任、政策执行条件、乡土社会规范及监督检查机制等方面切入,消除“共谋行为”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