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是一个体系性的哲学家，其哲学的诸多范畴有着紧密的关连，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而“慷慨”则是这张网上的一个重要“纽结”。本论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笛卡尔提出的“慷慨”这一重要范畴之上，将笛卡尔的《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灵魂的激情》等原著和他与好友麦尔赛纳、伊丽莎白及克里斯蒂娜女王等人的书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努力把笛卡尔在这些著述中同慷慨这一美德的相关讨论集合在一起，试图在融通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和搭建笛卡尔慷慨论的大致框架，从而为人们理解笛卡尔的“道德学”提供一个视角。
　　笛卡尔哲学有着一个非常广泛的框架。在笛卡尔的著作中，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核心原则的处理不是与他关于如何引导一个人的生活的思考相分离的。他的著作深深地打上了一个烙印，即他始终一贯地对人的活动给予关注，他对生活行为的关注是有着道德哲学的而并非仅仅出于实用的考虑。
　　笛卡尔关于慷慨的阐发构成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慷慨是德性之冠，而慷慨者则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类型，是美德和知识的一个典范性化身，是笛卡尔心目中的道德圣人。从笛卡尔道德哲学的整个构架来看，笛卡尔的思维路向首先是指向内在的意识。对“我思”的确证和辨析在逻辑上构成了解决理想人格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在形而上学中，笛卡尔虽然证明了“我思”、上帝和物质的实在性，但他面临着心物二元的理论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笛卡尔提出了“心身结合体”的学说，从而为慷慨这一美德找到了承载者。
　　正是在内向追问的进路中，笛卡尔发掘出了慷慨这一美德的两个基石——理性和意志。理性和意志的实在性根据就源于精神实体“我思”。笛卡尔关于慷慨的所有讨论都是紧扣人自身之中存在的理性和意志来展开的。意志是慷慨者产生道德能动性的核心因素。理性和意志的相互配合就是慷慨者一切道德活动的内在机制。慷慨者自尊和尊他、从利己到利他的度越，其根据就在于意志;而理性则为慷慨者的意志坚强、慷慨者关于善恶的判断提供支持。笛卡尔看到了人理性的限度，为弥补理性的缺陷，在慷慨者进行道德抉择和道德实践的具体场合，笛卡尔并没有彻底忽视适当地遵循法律与习俗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因此，笛卡尔虽然不把礼俗视为决定是非善恶的最后标准，但礼俗并没有完全从他的视域中逃逸出去。理性伦理和叙事伦理之间的冲撞从而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缓解。
　　笛卡尔认为，慷慨是所有美德的关键，同时，慷慨作为一种激情，与其他诸多的激情如惊奇、爱、谦卑、怜悯、愤慨等有着紧密的关联，它对骄傲、羞耻、愤怒等有害的激情则具有矫治作用。从笛卡尔对慷慨者的德行的描述之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慷慨者既与亚里士多德所阐释的慷慨者不同，又与斯多亚学派的道德圣人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慷慨者的诸多美德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是自尊与尊他。自尊是慷慨者的首要德行。没有自尊就不可能尊他。自尊是自我主义的体现，而尊他则有一种利他主义的倾向。笛卡尔哲学是反思的哲学，对自我的开掘是其哲学的出发点。他是从自我主义的视角阐释激情的。但自我不是非我。客观上，从自我主义的原则到非我的立场之间是横亘着一条峡谷的。笛卡尔直面了这一重要问题。他凭借天赋的自由，既让慷慨者在自我内在性的基础上卓然挺立，又使慷慨者摆脱了自我的封闭化状态，以宽广的胸怀面对他人。从而，慷慨者具有了利他爱人的精神。成就德性首先是指向内在自我的。虽然笛卡尔首先强调的是认识自我、成就自我，但自我中心主义并没有成为此种致思路向的逻辑结果。笛卡尔对利己主义的拒斥，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是非常难得的，与同为近代哲学先驱之一的霍布斯对利己主义的鼓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笛卡尔坚持的是性无善无恶说，他的伦理学属于美德伦理学。笛卡尔是美德伦理学家。他的慷慨论包涵着一般性或者说是普遍性的维度，这些普遍性的维度制约着个体在价值选择上的走向。在笛卡尔关于慷慨的内涵以及慷慨与其他美德之间存在的关系的阐释中，暗含着将人统一化的危险。用人的意志自由和理性为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和平等奠基，这似乎是近代哲学家的一个大致的倾向。既要看到此种倾向在史上的某些时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也要看到此种倾向所带来的恶果:寻求平均化人性的努力潜藏着对异己因素、对差异性、对他者进行扼杀的极其糟糕的可能性。因此，笛卡尔阐释的慷慨这一概念是需要补正的。